二戰後大批國家政治上獲得獨立，原有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經濟聯係被打破，但他們仍處於產業的低端，世界格局沒有發生本質的改變。以前是佃農給地主幹活，佃農往往要給地主幹一些義務勞動，有一定的人身依附關係，而現在地主搖身一變成為企業家，佃農變成工人，看起來工人比佃農的地位提高了，在眾多資本家中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資本家，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地位根本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第二次產業轉移則發生在20世紀70至80年代，歐美日的生產設備轉移到韓國、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它帶來的直接結果則是“亞洲四小龍”形成，產生一批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
20世紀70年代也是第三次科技革命開始的時候，這必要求在世界範圍內進行較大規模的國際分工，華夏文化區利用特殊的地緣優勢緊緊抓住了這一次機會。
在蘇聯的大力援助下，朝鮮的小日子在較長時間內過得都還挺滋潤，在很多方麵都超過了韓國，樸正熙上台的1961年韓國經濟總量僅23億美元，人均GDP才87美元。而比較現在的韓國和朝鮮，讓人不免產生恍若隔世之感。
正是樸正熙和全鬥煥兩屆政府緊緊抓住了第二次產業轉移的機會，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末，韓國經濟實現了騰飛，20多年高速的經濟增長被稱為“漢江奇跡”，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韓國人均GDP達到了10000美元，正兒八經的小暴發戶。
樸正熙是靠軍事政變上台的，在外人眼裏是一個赤裸裸的軍政府，但一俊遮百醜，當現代人們評價韓國經濟起飛時，可能會刻意忘記這一位想用經濟證明自己政府合法性的人，不過他賭贏了。
台灣的經濟發展我們從王永慶的發家史中便可以看出來，作為台灣的首富，人稱“石化大王”，其第一桶金就來自於美國的援助。由於美國扶植台灣的需要，美國高科技無阻擋地進入台灣，使台灣在圓矽晶上形成獨特的優勢，這就是製造計算機芯片的基礎原料。
香港的李嘉誠在收購和記黃埔及長江實業之前，是靠製作塑料花挖得第一桶金，當時香港也是歐美的一個低級加工廠，服裝、鞋帽、紡織、玩具等輕工產品是香港的支柱產業。大批偷渡到香港的大陸人為香港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
新加坡占據了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正好位於馬六甲海峽的交通要道，伴隨著第二產業轉移的東風，迅速發展起來也是再自然不過了。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第三次產業轉移悄然發生，它仍承接著第三產科技革命深化促進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的餘波。
第三次產業轉移則是從日本、韓國、台灣、香港等地轉移到中國大陸、東南亞國家，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曆史事件則是中國的崛起，成為“世界工廠”，而東南亞國家則遭受97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而傷痕累累。
當時中國成功走出文革的極左思潮，希望去吸引歐美的企業，特別是汽車企業，對於當時的世界汽車公司來說，對中國這個市場根本看不上眼，到最後隻引來德國大眾這個拓荒牛，其他大型跨國汽車企業沒有如中國所願打開國門別人就乖乖來投資了。
中國家用轎車市場的一張白紙也讓德國大眾憑借一款在歐洲已經淘汰的桑塔納橫行中國汽車市場二十年左右，創造了世界汽車史上的一個奇跡，讓其他大型跨國汽車公司追悔莫及，隻有不斷地補課。
有人說如果中國早改革開放幾十年，可能能夠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資，更早地參與國際分工，吸引更多的外資，但這也隻能是設設。
在20世紀50至70年代，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由於意識形態等方麵的區隔，中國如果不保持自身經濟的獨立，最多隻能進入蘇聯的體係，成為蘇聯的一個原料基礎或單一的市場，想吸引到歐美發達國家的投資，基本上不太可能實現。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劃定了五個經濟特區，廈門、汕頭、深圳、珠海和海南省，但最後也隻有深圳真正發展起來。深圳的發展也主要是靠香港的輻射。
借助優越的地緣優勢，背靠大陸的香港轉型做貿易，當當倒爺也讓小日子更上一層樓，而騰出來的生產設備正好轉移到臨近的深圳和東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