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改朝換代的同時，外國資本也在逐漸進入中國。從1914年到1931年這一段時間，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由10.7億美元上升到24.9億美元，幾乎增加了一倍半。中國的主要煤礦、鐵路、機器製造業均被外國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所控製，喪失了大量權益。
在高壓之下，中國弱小的民族資本直接或間接地依賴外國資本生存，中國的實業家尤其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遇到問題的時候，自己的政府指靠不上，隻能靠國外援助，或是跑到租界尋求庇護。有了錢就趕緊存到外國銀行，即使這些銀行不給利息，反而要收保管費也在所不惜。他們的所作所為，很像在為國家一旦崩盤而準備後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美列強卷入歐洲戰場無暇東顧，日本認為這是其稱霸中國的良機，它以政治上的攻勢為後盾，對華展開了大規模的資本輸出。日本通過借款控製了當時中國最大的煤鋼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規定該公司在40年內售予日本上等礦石1500萬噸、生鐵800萬噸。大戰期間鐵價暴漲，生鐵每噸最低市價160元，但由於日方限製，賣給日本的每噸價格隻有120元，公司僅此一項就損失1億多元。
1915年1月，日本駐華公使會見袁世凱，麵交充分暴露日本政府野心的《二十一條》，內容主要是關於日本在山東、滿蒙、長江流域、福建等地的“特殊權益”，以及中國政府聘用日本顧問、日本教官，中國武器的標準化等問題。5月，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了最後通牒，否則就全麵開戰。高壓之下，袁世凱宣布簽訂修正案，日本舉國狂歡，首相入宮向天皇祝賀。
不過事後證明，日本人高興得早了一點。袁政府在實際執行中百般推諉，加上袁世凱很快倒台，日本沒有撈到太多油水。
繼任的段祺瑞為求“武力統一”，對南方護法各省連年發動戰爭，錢從何處來呢？隻有向日本借。段祺瑞為求財政上的充裕，不惜飲鴆止渴，從鐵路、礦山、工廠到各種稅收，都被皖係作為各種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擔保，日本為此在華獲得種種特權利益。通過“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日本派出大批軍隊進入中國東北，迅速取代了沙俄在東北的地位。
民國初年，社會輿論自由，社會各界對當政者的指責也不遺餘力，反對鳳凰山采礦合同就是一例。日本政府建議中日合辦江蘇鳳凰山鐵礦，雙方各投資2500萬元，中國資本由日本代墊，並提出在浦口建立鋼鐵廠。全國人民和各種團體一致要求段內閣公布真相，主管的農商總長張國淦拒絕簽字，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親自到農商部威脅也未成功。段祺瑞看這事鬧僵了，派人向張行賄，賄款增至200萬元，均被拒絕。
日本廠商還采取各種手段，想方設法爭取顧客，搶占中國市場，不失時機地進行經濟滲透。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排擠英國、印度，成為中國市場棉紡織品的最大輸入國。此前，中國民族工業遇到難得的發展機遇，市場份額也不斷擴大，但是在中日貿易中，中國仍未能擺脫作為日本棉紡織品傾銷市場的被動處境，中國棉紡織業始終受到重壓，在前進的道路上步履蹣跚。
日本在中國的積極滲透引起了中國人的不滿，這種不滿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空前爆發出來。巴黎和會上協約國竟然讓日本繼承戰敗國德國在中國的殖民特權，讓國人深感弱國無外交的痛楚。中國采訪巴黎和會的唯一記者胡政之發現，中國駐法公使胡維德不與外國人交際，到法國外交部辦事隻與普通科員接洽，連見司長、科長都不容易，歐洲人對中國的事茫然無知。他這樣做每年可節省十萬法郎，因為辦公經費是包幹的。個人自以為得計，國家則深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