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槍杆子之餘，國民政府在廣東省進行了財政改革。隨著革命政府力量的增長，收支開始好轉。1924年4月，駐北京的公使團決定將關稅餘額的一部分撥交廣東政府。伴隨著兩次東征、平定北江、蕩平南路的戰事，政府統治地區由廣州周邊擴展到廣東全省，財政才得以步入正軌。
廖仲愷遇刺後，宋子文繼任廣東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經濟係，1917年回上海後曾追求盛宣懷家的七小姐，盛夫人卻認為宋家不過是個傳教士家庭，門戶不匹配，因此阻撓了這段戀情。這位洋氣十足的宋家大少爺做事很有魄力，他決定統一財政，收回各軍以往截留的稅款，軍隊由駐地就地籌餉改為財政部統籌辦理，逐漸建立人們對通貨的信任，然後通過銷售國庫券向社會借款，並禁止賭捐，改革弊政，獎勵儲蓄。1924年廣東全省財政收入為798萬元，1925年9月起一年間已增至8000萬元，增加9倍之多。這筆收入的80%用於軍費，為北伐打下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1926年4月，奉、直、晉三係軍閥組成“討赤聯軍”，總兵力50萬，在綿延千裏的戰線上向馮玉祥的國民軍發動進攻，迫使國民軍撤退到了綏遠。
在南方，孫中山後時代的革命政府正在摩拳擦掌。軍閥實力被國民軍吸引在北方，期待多年的北伐時機已經成熟，革命政府決定趁機出兵北上。新興的國民革命軍在蘇俄顧問的幫助下進行了兩年的訓練和裝備，經曆了1925年統一廣東幾次戰役的磨煉，已經士氣高昂。
戰爭獲勝的首要因素是財政和物資的支持。蘇聯支援12萬條槍和每個月30萬銀元的經費，日後的五大元帥之一加倫將軍策劃並在幕後指揮了整個北伐戰爭。
參加北伐的實際兵力有七八萬人，其中廣東軍隊的每月薪餉標準大致是：士兵10元，班長12元，少尉排長32元，中尉排長40元，連長60元，營長120元，團長300元。按當時的生活標準，士兵每月夥食費約2元，作戰時糧食由公家供給，所以一個士兵的薪餉可以養活一個兩口之家。財務賬目也向每一個人公開，以杜絕敲詐勒索和貪汙現象。
與之相比，同是參加北伐的廣西軍隊的待遇卻很差。廣西經濟落後，士兵每月合計隻有夥食費小洋6元，官長不論高低，一律為12元。因此有了“廣東人出錢，廣西人打仗”的說法。
勝利的另一個因素是對官兵們的政治教導。各級都派了政治委員，以便向每一個士兵宣傳為什麼而戰。同時建立了極為苛刻的軍紀。兩個教導團的黃埔群英具有堅定的信仰，成為革命軍的中堅力量。
在中國曆史上，國民革命軍是一種新型軍隊。他們充滿信心，士氣高漲。每遇大敵當前，無論敵人炮火如何猛烈，下級幹部及黨代表一齊振臂呼喊口號，然後帶頭衝鋒，前仆後繼，無堅不克。隨著不斷地向北進軍，隊伍也不斷壯大。
北伐軍不擾民、不搶掠、不抓壯丁，在廟宇和公用建築中宿營。由於紀律嚴明，他們深受愛戴，美名遠揚。農民給士兵充當間諜、向導以及為傷員抬擔架，鐵路工人破壞敵人交通，革命者秘密張貼標語和傳單以破壞敵人士氣。
北伐軍和軍閥的軍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雖然軍閥的部隊在數量上占10比1的優勢，並且裝備精良，但他們每到一地便征用民房，強迫當地商人負擔費用，並擅自征用當地勞力。奉軍士兵在前線流血，而將領在後方日夜拚命打麻將，狂嫖濫賭。如此的軍隊，與萬眾一心的革命軍作戰，自然是很難取勝。
1926年底，革命軍控製了湖南、湖北和江西。1927年2月占領浙江杭州。3月15日攻克南京，24日攻占上海。至此，革命軍控製了長江流域，控製了華南和華中的10個省份。蔣介石在短短一年時間裏由名不見經傳的普通軍官一躍成為軍事領袖，令人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