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多數人的犧牲換來少數人的享樂。走私盛行，民無生機，大學校長夫人上街叫賣的背後折射出政府的無能。
戰爭極其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經濟。僅“八一三”抗戰，三個月內上海有2000多家工廠被毀，損失金額達8億元。在農業方麵，全國11.4億畝耕地中，有6億畝遭到破壞；2300萬頭耕牛損失超過三分之一。隨著國民政府所控製的領土的收縮，稅收的收入自然也跟著下降。戰前最大的稅收來源關稅占政府全部收入的70%左右，在日本人占領中國東南沿海省份後便失去了，另一大收入鹽稅則減少一半以上。
與此同時，戰爭導致支出劇增。中國軍隊人數從戰前的170萬人增加到1944年的450萬人，1939年到1941年，政府總支出增長3.5倍以上，軍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從戰前的66%上升到1945年的87%。此外，政府還要維持政府機關和數千萬逃往大後方的難民的生計，這種局麵構成了對民族命運的嚴重考驗。
國難當頭，大部分實業家、金融家卻選擇去香港或上海租界過舒適生活，而不願接受內地的艱苦和不安定。很多資金閑置於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國。與此對照，千千萬萬的普通中國人以無比的獻身精神投入抗戰洪流，名目繁多的募捐、捐款活動都得到了民眾的熱烈響應。
1938年，武漢等地聲勢浩大的“獻金活動”盛況空前，參加者絡繹不絕，不僅是有錢人，更多的窮苦人爭先恐後地將自己以血汗換來的苦力錢、以省吃儉用攢下的箱底錢、甚至乞討要來的活命錢全部投入了募捐箱。據不完全統計，抗戰中僅四川各地“獻金”即達5億多元。這些錢，是剛經曆了大災的人民一滴一滴擠出來的血汗。
抗戰時期，為了開辟西南國際運輸線，政府在廣西建築了湘桂鐵路、黔桂鐵路，總長1000公裏，征調民工107萬人，征購枕木100萬根，征用大量田地，這對一個隻有1300萬人口的貧窮邊省來說無疑是超越承受能力的貢獻。殉職民工數千人，他們與前方浴血苦戰、英勇殺敵的將士一樣可歌可泣。西南大撤退時，黔桂鐵路發揮了重要作用，許多民眾和部隊通過鐵路撤退到貴州和雲南。
史迪威將軍在日記中記下了一件讓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一天他看到鐵道上一節貨車在緩緩前行，令人震驚的是，這節車皮沒有機車拖拉，隻由數以百計的苦力用臂力推拉，遠看起來像一隻百節蟲從鐵道上蠕蠕而行。他對這種精神感到佩服，認為中國人隻要保持這種精神，不怕沒有出頭的日子。
為維持抗戰局麵，國民政府不得不加大了直接稅率，開了名目繁多的新稅種，此舉無疑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中央政府從各省手中收回了田賦的管理權，並實行鹽、糖、煙類、火柴等物品的專賣。然而負責專賣的官員營私舞弊，囤積居奇。專賣政策加劇了統治集團和民族資本的矛盾，又加劇了政府和生產者的矛盾，1945年被廢除。
抗戰初期的兩年裏，大後方農業豐收，物價上漲還不特別嚴重，大多數人能夠承受通貨膨脹的影響。外來人口大量湧入，衣食住行的需求急劇增加，給商業帶來空前的繁榮興盛，出現了戰時少有的氣象。成都市區抗戰前有商店1.3萬家，開戰後迅速增加到2.8萬家，當地的餐飲服務業也跟著興旺起來。
1940年以後，大後方好容易維持住的局麵開始迅速惡化，發生了持續十年之久的通貨膨脹危機。1941年，政府支出100億元，收入13億元，出現八成多的赤字。而隨著物價上漲，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無力購買名目繁多的各種公債，巨額赤字不能再依靠發行公債來彌補，政府於是增加發行鈔票。
對政府而言，發行貨幣是把“雙刃劍”，必須謹慎地使用這種權力。從經濟史看，很多政權在很多時候都經不起把印鈔機開快一點就可以解決財政缺錢的誘惑，這樣做後來都釀成了大禍。最著名的就是1921年、1922年的德國，物價指數有過每月上漲500%的紀錄，最後導致了希特勒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