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亂年代，軍隊就是整個社會的縮影。戰時物資短缺給中國軍隊的補給帶來困難，但腐敗進一步惡化了士兵們的生存環境。士兵每人每天定量一斤半，而吃到嘴裏連一斤都不到。即使是嫡係部隊，士兵們也總是吃不飽，吃的是鹽水泡著帶沙子的粗米飯，有時候有鹹菜，有時候什麼也沒有。
抗日戰爭極其殘酷，醫療設備極端缺乏，受傷的士兵處境更為艱難。傷兵的夥食費被運送人員貪汙的事例不斷發生，有的傷員被拋棄在大街上無人照管，淪為乞丐。這些引起傷兵的不平不滿，傷兵滋生事端的事件層出不窮，甚至出現傷兵請願而被開槍打死的慘劇。1941年，第五戰區第十補充訓練處第二團將病兵三十餘人集體活埋，元凶逍遙法外。
普通士兵多數與家鄉久隔音訊，因此政府對很多陣亡士兵並不通知其家庭，更談不上恤養遺屬。很多烈士的遺孀不知自己的丈夫早已殉國，仍然在苦苦等待，有的家屬承受不了生活重壓而自盡。
在地方上，兵役辦理人員營私舞弊、強拉壯丁、頂替買賣、貪汙敲詐等醜陋現象大量存在。富人的兒子可以用賄賂免服兵役，或是當上軍官，通過貪汙公款或黑市投機而發財致富。戰爭的重擔都壓在貧苦農民頭上。窮苦人家父子兩代被人用繩子捆在一起拉到新兵集中地去，在那裏成為軍官的剝削對象和犧牲品。
過度征募農村勞動力當兵，導致生產的下降，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人民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兵役，不少人傾家蕩產賄官買兵，或是流落他鄉，或是故意將身體弄殘廢。
抗戰中期，北京大學校長、紅十字會會長蔣夢麟對兵役狀況作實地考察，發現由於受到虐待，死亡壯丁與存活壯丁的比例高達11：1.從福建征來的一千新兵，到貴州剩不到一百人。新兵都形同餓莩，瘦弱不堪，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長官槍斃在路旁。軍隊開過以後，在路旁死亡的士兵一個接著一個。蔣介石看了報告後深感震驚，聲稱“覺得無麵目作人，覺得對不起我們民眾”。
抗戰時期物價狂漲，政府沒有積極調整優撫標準，軍人本來收入菲薄，各項餉費遠遠跟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軍人及其家屬的生活急劇惡化。1943年，一個少校的月收入不到200元，需再加2000元才夠維持基本開支，一個上士每月的收入買不到一雙鞋子。到1944年，士兵的收入比戰前增加了16倍，但是生活費卻增加了304倍，收入僅有原來的二十分之一。
隨著物價飛漲，前線的部隊普遍缺乏衣食、醫藥與裝備。而軍隊的正常經費須向上級機關官員行賄才可得到補充，有些“雜牌”部隊久無補充，部隊長官不得已麵見蔣委員長訴苦，委員長往往會加以撫慰，親自下手令給予補充，背下裏再視部隊的背景隸屬吩咐撥給。若無預先交代，兵站就以庫存已盡來搪塞。
川軍在抗戰中一直飽受這種狀況的折磨。本來四川屢經戰爭和災荒蹂躪，川軍出川抗戰時的經費來源多由自籌，幾十萬士兵身穿破舊的軍衣、草鞋，背著大刀、鬥笠步行遠道跋涉，有的士兵連槍都沒有，軍餉也隻有國軍的一半。說到物資補充，29集團軍總司令王瓚緒拿到了委員長的親批手令仍領不到東西，而有一新編師師長後來才得到手令，卻順利領到了補給。原因在於這位聰明的師長奉批發給新槍1000支，他賣掉200支，用這筆款項向經辦人員行賄，否則就一支也得不到。
西北軍、東北軍、粵軍、湘軍等雜牌軍部隊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局麵之下也就竭力自救，忙於走私、做生意、倒賣軍需物資、上下托關係，而不是整軍作戰。部隊風紀敗壞，有些官兵到處騷擾，甚至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部隊人數成了衡量一個將領財富的標尺，要是部隊滿員無損，他就能既有錢又有勢。許多將領都不樂意把自己的部隊投入戰鬥去同敵人拚，這樣做會被嘲笑為鼠目寸光，以眼前的一時榮譽換來日後政治地位的永遠喪失。
在華的外國人一直對中國軍隊的腐敗強烈不滿。司徒雷登在其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中譴責：抗日戰爭期間，軍官們的貪汙行為就已經十分猖獗。到國家資源日益枯竭，前途無望時，這一現象依然如故。史迪威被盟軍選派為蔣介石的參謀長後，他斷言中國軍隊根本的問題不是缺乏裝備，而是有用的裝備未被有效使用。他發現，這支軍隊的狀態令人絕望，營養不良，不發薪餉，訓練不足，管理不周，而且貪汙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