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的世界不可能一下全部拋棄，新生政權在摸索中實現破舊立新。多年的戰亂終於結束，新的經濟和社會秩序逐步建立，為過去的時代徹底畫上句號。
接管與恢複：新政權的經濟基礎
長期而激烈的戰爭環境是對一個政黨執政能力的全麵考驗。中國共產黨在多年的曆程中把經濟工作作為革命的一部分，給予了充分的重視。中國共產黨給外人所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能夠充分動員和組織中國最廣大的鄉村力量，去打碎傳統秩序、適應新形勢的變化。
在紅軍時期，農村工作成為中共事實上的工作重心，主要方針就是發動農民抗稅、抗債、抗捐，在有條件的地方實行割據與暴動。國民政府對各根據地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使根據地軍民得不到一粒米、一撮鹽的補給。各根據地普遍出現了經濟惡化，工商業調零，食鹽、布匹、藥品昂貴，部分地區發生饑荒。紅軍沒有真正的軍工廠，主要靠繳獲，打完仗還要撿子彈殼回來重新利用。
毛澤東提出，蘇區政權要把經濟工作管起來，從關心群眾生活、反對敵人經濟封鎖和根據地存亡的高度來解決經濟問題。他指出，江西蘇區每年有300萬擔穀子出口，價格是5角錢一擔，而商人運到贛州4元一擔，賺了7倍。蘇區每年要消費900萬元的鹽、600萬元的布，這1500萬元的鹽、布的進口都由商人經營，中間價差很大。為此，江西蘇區積極開展了多種經營，對很多貿易實行統購統銷，還努力建立新的貿易渠道以打破封鎖。
蘇區的鎢礦每年生產數千噸鎢礦石，秘密賣給廣東陳濟棠的企業以換取物資。這種建立在互利基礎上的合作收到了明顯的政治效果，長征時期陳濟棠的部隊虛張聲勢，坐視紅軍經粵北從容西去。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國共兩黨建成了抗日統一戰線，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中共改變了土地革命時期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轉而實行減租減息政策，在田賦問題上主張公平負擔，貧苦農民免除賦稅，有土地的地主和富農按級累進，盡量做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抗日戰爭開始後，中國共產黨的財政政策是力爭外援，休養民力，醫治創傷，積蓄力量，支持長期抗戰。在抗戰初期，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占邊區財政收入約50%到85%。外援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國民政府給八路軍的軍餉，一部分是海外華僑和進步人士的捐款。
國民政府對八路軍按4.5萬人計算，每月發給軍餉63萬元。以後雖有調整，但總數沒有超過70萬元。而抗戰時期物價飛漲，一套軍裝費用1939年為2元，1940年漲到5元。因此八路軍經濟上一直拮據。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隨著日本對華政策的改變，國民黨的政策也由積極抗日轉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1940年10月，國民政府完全停止了對八路軍、新四軍的一切供應，皖南事變後又對陝甘寧邊區進行經濟封鎖，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鐵、布匹等入口，阻撓扣留邊區商人；提高稅率，不許邊區土產向外推銷。中共抗戰進入了艱苦階段。
陝甘寧邊區原本就經濟落後，工商業基礎薄弱，政府財源困乏，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蠶食政策和經濟封鎖下，邊區的麵積縮小，人口銳減，財政出現了嚴峻的形勢。用《毛澤東選集》中的描述就是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
為了解決財政困難，中央和邊區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這些措施是：調整財政政策，大力發展邊區經濟，增加稅收，發行公債等。各機關部隊各自經營一部分生產以解決經費困難；大量開發食鹽，發動群眾馱運食鹽出口。
陝甘寧邊區政府製定實施了一係列發展農業的政策措施，如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獎勵開荒、發動大生產運動等，使農業生產得以發展。1944年陝甘寧邊區農業產量由1941年的147萬石提高到175萬石，農民交納公糧占農業產量的比例由1941年的13.6%降低到9%，不僅保證了戰爭的需要，而且改善了人民生活。
鹽是邊區的很大富源，是換回邊區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活躍邊區經濟、穩定金融、調節物價的骨幹，是邊區政府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毛澤東提出，1943年如運30萬到36萬馱鹽出口，按平均邊幣計算10元一斤鹽，就有4.5億元至5.4億元收入，按當時市場價可買糧3.46億斤到4.15億斤。
邊區政府把過去分散無計劃的食鹽運銷統一於鹽業機關，實行對外統銷。政府組織力量整理路途設騾馬店、轉運棧，在缺水處開挖貯水窖；沿途植苜蓿，配備草料，做到“有路、有店、有草、有水”，這樣可以節省運費，增加運量。結果1943年產鹽達到60萬馱，運出38萬馱，鹽的出口占邊區出口總額的近一半，換進大量必需品和法幣，穩定了金融和物價。1937年至1945年，鹽的收入占整個邊區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土地問題一直是農耕民族命運的焦點所在，曆代的皇權更替也多與此相關。均貧富、耕者有其田是曆朝曆代多少人造反的口號，但從來沒有哪次起義後能夠真正實現。1946年春，隨著內戰即將爆發，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由減租減息逐漸轉變到沒收地主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使全國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獲得了7億畝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免除了每年700億斤糧食的地租。農民成為土地的所有者，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農業生產得到了迅速的恢複和發展。
在持續數年的大規模內戰中，背靠蘇聯、東鄰朝鮮的東北地區是國共雙方爭奪的焦點。蘇聯一開始不相信中共具有與國民黨全麵抗衡的軍事實力，不願公開支持中共。但“二戰”後美蘇關係從戰時的同盟國迅速轉化為戰後的競爭對手，蘇聯於是極力鞏固自己在東北的地位和影響，阻止美國的勢力進入東北。
在東北解放戰爭過程中，蘇聯不僅向中共提供了技術援助，支援了大批鐵路器材，還應其所請，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緊急支援了棉花、布匹、醫藥、軍需品、日用品等戰略物資。1946年冬，東北民主聯軍缺乏棉花布匹，幾十萬軍隊無法解決過冬問題，便使用農產品換取蘇聯的棉紡織品。同時，將朝鮮北部作為隱蔽的後方，戰事緊張時把戰略物資、傷病員、家屬和後勤人員撤到朝鮮境內，完善了後勤補給網絡布局。
東北鐵路網密集，但在多年的戰爭中也受到了巨大破壞，有的路段被破壞10次以上。蘇聯專家幫助東北民主政權進行鐵路恢複。在蘇聯專家和物資的支持下，東北鐵路員工提出了“解放軍打到哪裏，鐵路就修到哪裏，火車就開到哪裏”的口號。
鐵路和橋梁的及時修複，保證了解放軍的迅速轉移和集中。東北解放軍主力先是轉移和集中在長春地區，而後又轉移和集中到錦州地區，最後全殲了困守在沈陽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取得了遼沈戰役的輝煌勝利。
1947年7月，蘇軍將大連的化學廠、鋼鐵廠等企業移交中共，中共的第一個大型軍工企業建新公司正式成立。從1947年至1950年的4年裏，建新公司共生產54萬發炮彈、26萬個炸藥筒、1430門迫擊炮等大批軍火，其中大部分經海路送到山東半島，再由支前大軍用成千上萬輛小推車運往華東前線，對關內戰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大連的企業還生產了被服數十萬套、軍鞋200多萬雙供軍用，“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越打越強。
隨著戰局的進展，東北乃至全國各地陸續解放。1948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在石家莊宣告成立，開始發行人民幣。此時百廢待興，人民幣還是沿襲過去的幣製，最大麵值5億元，最小麵值1元。
革命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對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采取沒收的政策，被沒收的資本就成為國營經濟的主要來源。1949年，國營經濟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占26%，已經擁有全國電力產量的58%，原煤產量的68%，生鐵產量的92%，鋼產量的97%，水泥產量的68%，棉紗產量的49%，還掌握了全國的鐵路和大部分的現代交通運輸事業。一個新的時代在炮火中已然來臨。
打擊投機：樹立新規則的鋪墊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共產黨接收的是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1950年，中國大陸全部工業生產總值70億元，相當於當年國民生產總值18%左右。在70億元工業產值中，機械、能源、原材料的產值不足三分之一。沿海地區集中了60%至70%的工業產值，少數近代化的城市和大量衰敗落後的農村並存。
長年的戰爭已經使中國的經濟瀕臨崩潰。當時，全國到處是戰爭創傷，工廠停工，交通癱瘓，物價飛漲，人民生活困難。全國大部鐵路被破壞，京漢線中斷達12年之久。長春在戰爭中被圍困五個月，糧價上漲近九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