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已經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純潔，從而宣揚他自己所不相信的東西，他已經準備犯其他任何的罪行。
—托馬斯·潘恩左的東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場，有人追隨，一個重要原因是左派人士善於語言腐敗。
如果我們能真正執行憲法第35條，至少可以消除50％的語言腐敗，如果我們能消除這50％危害最大的語言腐敗，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員腐敗。
腐敗一詞，是當今中國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腐敗的種類五花八門，政治腐敗，官員腐敗，公司腐敗，司法腐敗，學術腐敗，教育腐敗，甚至足球腐敗，等等，舉不勝舉。但有一類更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為嚴重的腐敗，卻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這就是語言腐敗。
所謂語言腐敗，是指人們出於經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目的，隨意改變詞彙的含義，甚至賦予它們與原來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義，忽悠民眾，操縱人心。語言腐敗的典型形式是冠惡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惡名。轟轟烈烈的重慶“打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黑社會”本來指的是有組織的犯罪活動，無論任何社會，打擊此類犯罪活動都是正當的，很少人會反對。但我們現在知道，在重慶的所謂“打黑”運動中，“黑社會”可以扣在任何當權者不喜歡的人和企業頭上，所以“打黑”變成了“黑打”，變成了侵犯人權和私有財產的政治行為。
事實上，左的東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場，有人追隨，一個重要原因是左派人士善於語言腐敗。這方麵，“四人幫”可以說登峰造極。他們把摧殘人性、毀滅文化的行動，說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政敵說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整人說成是“整風”；把不經正當法律程序就剝奪人的自由的監禁稱為“勞動教養”；把任何反對他們的人說成是“反革命分子”；把1976年清明節悼念周恩來、發泄對他們不滿的民主運動說成是“反革命暴亂”；把含冤而死的人，說成是“自絕於人民”；把閉關鎖國說成是“獨立自主”；把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文化說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在“四人幫”的詞典裏，所謂“國家利益”，實際上指的是他們自己的私利；所謂“愛國主義”，指的是對他們小團體的愚忠；所謂“人民”，指的是追隨他們的一小撮人；所謂“反動勢力”，指的是任何對他們不滿的人。正因為他們善於語言腐敗，他們的倒行逆施才能持續十年之久，而他們的政治語言仍然在影響我們的生活，以致在他們垮台三十多年後，他們的陰魂可以在“唱紅打黑”的旗號下複活。
語言腐敗這個詞並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於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來的，現在已成為政治哲學理論中的經典術語。語言腐敗的現象自古有之，但應該說，隻是在20世紀，才變成社會公害。奧威爾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為我們提供了許多經典的例子：專門製造假新聞的部門被冠名為“真理部”；監督、逮捕和迫害異己人士的秘密警察部門被冠名為“友愛部”；發動戰爭的部門被冠名為“和平部”；自由就是奴役；和平就是戰爭；無知就是力量。這當然是小說裏的事情，但與現實相距並不遠。
語言腐敗在當今中國已到了什麼樣的地步呢？一個心智健全的人閉上眼睛想一下，諸如真理、事實、謠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憲法、選舉、人民代表、國家利益、愛國主義、改革、宏觀調控、現代企業製度、董事會等等，或許這些詞彙在一定程度都已經腐敗了，甚至腐敗這個詞本身也已經腐敗了。當一個官員說他是人民的“公仆”時，他實際上是說，權力在他手裏，你得聽他的。“人民代表”的本意是由人民選舉產生、受人民委托、替人民說話和辦事的人，即使一個人實際上是在為人民說話和為人民辦事，如果他沒有得到人民的正式委托，也不能稱為人民代表，因為那樣做是侵權。我們現在的“人民代表”，在形式上也通過了投票程序，但這個投票真的是完全出於投票人自由意誌和良知的選擇嗎？我看，“投票”這個詞恐怕也腐敗了。再以“改革”為例，它的本意是廢除計劃經濟體製、建立市場經濟，改革意味著政府要放鬆對經濟的控製，給百姓更多的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
但最近幾年，一些政府部門卻把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控製、限製商業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稱為“改革”，甚至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宏觀調控本來指的是總量上的放鬆或抽緊，而我們現在所謂的“宏觀調控”經常指的是對經濟活動的微觀幹預，包括準入限製和價格管製。國有控股公司宣稱已經建立了“現代企業製度”，而事實上他們的董事會連選擇副總經理的權力都沒有，何談現代企業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