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麵臨著與一百多年前同樣的問題，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啟蒙時代，這個時代應該到來，而且一定會到來。
啟蒙需要理論型製度企業家，需要用新的觀點、新的理論、新的價值去說服社會，使我們這個社會能夠有所改變。
中國也需要實踐型製度企業家，也就是領導變革的政治家。要成為好的政治家，必須有兩個基本素質：第一個是正確的理念，第二個是強的領導力，也就是遠見卓識、願景、使命感、責任心、激情、政治技能。
製度企業家的創新與風險我們通常講的企業家是商業企業家或商界企業家，他們做的是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還包括一些組織管理方麵的創新。這裏我要講另一類企業家，即製度企業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所謂製度企業家，就是改變遊戲規則的人，他們做的是製度創新。
製度企業家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理論型的製度企業家，他們給我們提供思想，改變我們的觀念，塑造我們的文化。比如古代的亞裏士多德、孔子、釋迦牟尼，還有耶穌，近代的亞當·斯密等等，這些人都可以叫作理論型的製度企業家。第二類可以叫實踐型的製度企業家，他們是作為政治家在改變社會，比如古希臘的梭倫、伯裏克利，古代中國的商鞅，還有像華盛頓這樣的人，創造了美國這樣一個體製。鄧小平、裏根、撒切爾夫人，也都是傑出的實踐型的製度企業家。實踐型的製度企業家也叫政治企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
企業家的本質是什麼？用熊彼特的話講就是創新，創造性破壞。在商界每一個重大的技術突破都是對原來技術的毀滅。比如現在的MP3、MP4、iPod完全替代了原來的錄放機、隨身聽。
製度企業家的功能也是創新，他的創新意味著用新的價值觀念替代原來的價值觀念，用新的行為方式替代舊的行為方式，用新的是非觀和新的善惡觀替代舊的是非觀和舊的善惡觀，用新的遊戲規則替代舊的遊戲規則。由此，我們認同原來我們不認同的東西，或者是我們不再認同我們原來認同的東西。比如從宋代開始中國婦女纏腳，認為腳纏得越小越美，找婆家越容易，那時候對腳的看法比對臉的看法更重要。民國之後，纏腳就慢慢廢除了。我們知道婦女放腳不是婦女主張的，而是男人主張的，主張放腳的這些男人，康有為、梁啟超等等，其實就是我們講的製度企業家。鄧小平領導我們進行市場化改革，我們過去不認同市場，現在我們認同市場，過去我們認同計劃經濟，現在不認同計劃經濟，這是鄧小平給我們帶來的觀念變革。未來中國好多變革，就是與這種觀念的變化有關係。
對商界企業家來說，任何一個創新都要經過市場的檢驗，製度企業家也是一樣。你的創新是不是成功，你提出的遊戲規則是不是會變成人們普遍接受的行為規範，就看它們是不是能夠滿足社會這種需要。滿足市場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你對人性必須有非常透徹的理解。一個商界企業家如果不能透徹地理解人性是不能成功的，比如蘋果的產品大家都非常喜歡，就是因為它完全是從人性出發而製造出來的。
製度企業家和商界企業家也有不同。對於商界企業家來說，同一個行業有不同的產品，不同的產品滿足不同人的需要。而製度企業家麵臨的一定是大眾市場，不是一個小眾市場，這個大眾市場有贏家通吃的特征。並且，大眾市場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考驗，他們提出的行為規範要能真正被人們所接受，需要構成博弈論上講的“演化穩定均衡”。所謂演化穩定均衡，是指隨著遵守規範的人越來越多，對每一個人來說遵守這種規範的好處就越來越大，最終形成了一個普遍的行為規範。由於這一點，製度企業家對人性的理解要比商界企業家更透徹，所以偉大的思想家都要從討論人性開始。
與商界企業家一樣，製度企業家的創新同樣麵臨著巨大的風險。這個風險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市場需求充滿了不確定性，他們可能判斷不準確，特別是很多人感覺需要變化，但是他們並不知道怎麼樣變化，製度企業家要能做出大勢的判斷。第二個原因是“二階囚徒困境”帶來的風險。一階囚徒困境簡單說就是合作對所有人都好，但每個人都選擇不合作。和一階囚徒困境不一樣，二階困境是說維持合作本身需要規則，如果你違反了這個規則，應該有人懲罰你，但因為怕報複或失去占便宜的機會，應該懲罰你的人沒有積極性實施懲罰，結果規則得不到遵守。我們看到很多不文明的行為，比如隨地吐痰、亂扔垃圾等等，你想指出來卻不敢指出來，因為你怕對方罵你，還有可能打你，這就是“二階囚徒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