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文局：新中國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重鎮
實踐探索
作者：張西平 胡文婷
研究20世紀下半葉新中國的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西方的傳播，無論如何是繞不過中國外文局這座巍峨的高山的。如果說，《天下》雜誌代表著20世紀上半葉民國政府和以吳經熊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合作，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一次重要嚐試，那麼中國外文局的曆史則是20世紀下半葉，新中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上的一個代表。本文僅從曆史的角度，對中國外文局古代作品翻譯出版史做一個簡略的回顧。
第一個階段：1950—1976年
中國外文局全稱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又名中國國際出版集團。其前身是國際新聞局，和新中國同一天建立。當時它的指導原則是：
“一、宣傳中國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徹底進行革命鬥爭，恢複戰爭破壞，開展生產建設與文化建設，它和爭取世界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的活動。二、強調中國與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在蘇聯領導下的親密團結，強調民主和平力量的不斷增長；證實馬列主義的普遍適用性，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偉大成就。三、開展對亞洲殖民地國家的宣傳，並逐步開始在世界範圍反映亞洲殖民地人民的鬥爭，以使亞洲殖民地人民的鬥爭情況通過我們達於歐美各國人民，同時也使被帝國主義禁錮著的各個亞洲殖民地民族通過我們互相了解，交換經驗，鼓舞鬥誌。”①
萬事起頭難，一個嶄新的國家，一個嶄新的事業。在1950年外文局就出版了《人民中國》半月刊的英文版和俄文版，還有《人民中國報道》等外文刊物。
外文局成立後“截至1950年12月15日為止，共編譯了24種44本小冊子。就內容論，這些小冊子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介紹中國革命經驗，另一類介紹新中國各方麵的生活。第一類小冊子，占全部小冊子的28%，第二類占72%。”②這一年所翻譯的文學作品隻有一種，就是趙樹理的《田寡婦看瓜》，先後被翻譯成了捷克文、日文和保加利亞文。古代文化的作品一篇也沒有翻譯。
1950年第一年的工作方針大體預示了外文局第一階段的工作特點，在一定意義上，也預示著60多年的基本工作特點，正如前局長楊正泉在總結外文局50年的工作時所說的：“在不斷的變動之中，有兩個不變，這是了解和把握外文局的中心環節。一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一直非常關心和支持我國書刊對外宣傳事業，對外宣和外文局的工作都作過重要的批示和指示，從書刊外宣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到書刊的內容、宣傳藝術，從人員的調配、幹部培訓到機構設置，都有過明確的意見，至今仍有很強的指導意義。二是外文局的中心任務一直沒有變，它承擔著黨和國家的書刊對外宣傳任務。從根上來說，外文局就是為書刊對外宣傳的需要應運而生的。”③外文局是國家的對外喉舌，國家立場是它的基本原則，一切都應從此出發來理解它的曆史與成就、進步與問題。
在這一階段，1952年《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英文刊的出版是一件大事。④這一時期，外文局在翻譯上仍是以翻譯領袖的著作為主，起初“關於中國曆史、地理、文化、藝術方麵的，幾乎一種也沒有。”⑤第一次將中國曆史文化著作和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譯提到工作日程之上是從1953年8月胡喬木在中宣部部務會議上關於《人民中國》方針問題的講話開始的。他在講話中說：“關於中國的基本知識的介紹：外國人對中國的事物一直不很明了，知識很少，而且有不少歪曲。在馬可·波羅到中國以前，外國人根本不知道中國，那以後雖知道較多，但歪曲更多。因此，《人民中國》應該擔負起這個政治任務，即與資產階級長期以來所造成的影響作鬥爭，供給希望了解中國的讀者以背景知識。這種知識對社會主義國家一般的讀者同樣需要，因為，他們也知道得很少。……同時，有計劃地介紹中國一些文學藝術的作品，可以刊登一些現代的或者古典的作家作品，但是必須要有很漂亮的翻譯。”⑥
胡喬木講話後，外文局開始將中國古代文化的知識翻譯、中國古典作品的翻譯列入議事日程。兩年後，在對中國古代文化和曆史文化著作的翻譯上開始有了新的進展，在1955年的總結中，開始從市場的反饋中感到，“通過古典和近代文藝作品，不少外國讀者改變了因長期反動宣傳造成對中國人民形象的歪曲觀念，增進了他們對中國豐富和悠久的文化傳統的認識。”“文藝作品（古典的和現代的），這是各國人民所喜愛的，是最吸引各國廣泛階層的讀者的中國讀物，隻要所選擇的是真正優秀的，數量是永遠不會嫌太多的。”同時外文局開始有了一個對中國古代文化經典翻譯的三個五年計劃。這的確是一個新的開端，到1956年時已“編譯一套介紹我國基本情況（如曆史、地理等）的叢書約20種，一套我國古今文學名著的叢書約一百種”。⑦到1957年時，翻譯刊登中國古代和近代文學作品的《中國文學》（英文）開始由季刊改為半月刊，發行量也有了明顯的改變。《中國文學》成為向世界介紹中國古代文化作品的主要窗口。但在當時冷戰的國際背景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1959年按照毛澤東提出的“厚今薄古”的文化政策，對中國古代文化和當代文化作品的發表比例做了規定。“在當代和‘五四’、古典作品的比例上似可適當增加‘五四’的部份，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亞、非、拉丁美洲的民族文化發展，將是有幫助和影響的。為此，擬大體定為4（當代文學）、4（‘五四’時期作品）、2（古典作品） 的比例。”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