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譜沉浮
文化
作者：於曉偉
上世紀80年代以前，由於中國譜牒大量流傳日本，日本對於中國譜牒的研究水平一定是領先我們的。
中國的領導人們，從未否定家譜和家族之於中國的重要性。
1957年，毛澤東於成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搜集家譜、族譜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也可以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寶貴的資料。”
到“文革”之前的1964年9月，他與毛遠新的談話中亦提出如下邏輯：“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兩個支撐點，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人的共同體和國家。”
不過，這種對於家譜、家族以及作為其精髓的家風的尊重和提倡，作為一種現象，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開始走入人們的視野。
其動因，“尋根，是生死以外，人類的第三種本能。”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員、中國家譜資料研究中心原主任李吉說。
魯迅說：“家是我們的生處，也是我們的死所。”
中國譜牒文化的複蘇
中國近代史行至甲午，以東亞同文會為代表的日本組織就開始在中國收集包括族譜、地方誌在內的信息。李吉說，一個數據是上世紀60年代日方統計的東洋文庫、國會圖書館、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所藏中國家譜，總計1600餘種。日本不是孤例。據稱美國猶他家譜學會在2000年左右就藏有中國家譜約1.7萬種。李吉說，據專業人士估計，目前國內公藏族譜總量不過3萬種。
1978年，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啟迪下，社會科學研究人員開始從不同角度對作為中華曆史遺產的譜牒文化重新評估。
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檔案局牽頭對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的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等公共收藏單位所藏族譜進行摸底統計，除部分單位未來得及整理上報，全國公藏族譜、家譜有18562種。
1984年11月20日，國家檔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聯合發布《關於編好
的通知》，明確指出“家譜是我國寶貴文化遺產中亟待發掘的一部分，蘊藏著大量有關人口學、社會學、民族學、經濟史、人物傳記、宗族製度以及地方史的資料。” 每憶及此，李吉便心潮澎湃，“之前30年中從未如此提及，這個文件說明了黨和政府對譜牒的高度重視，是譜牒文化正式解凍的官方信號。” 不過，政治環境的寬鬆並未加快家譜複蘇的步伐。國家性的譜牒研究機構遲遲未有起色：國家檔案局心存餘悸，難以牽頭組建中國譜牒學研究會調查族譜，隻是建議地方學術機構試辦。 恰逢此時，兩封信引起了山西省對家譜的重視。1985年，“緬甸太原王氏家族會”致函太原市市長，要求查找始祖王子喬的資料。次年，國務院僑辦又轉給太原市一封“泰國王氏宗親會”來信，要求查證始祖來自南京還是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領導對此高度重視，組織專門人員調查收集資料。此工作引起了國家檔案局的注意。經過他們建議，1988年，由山西社科院牽頭，中國譜牒研究會籌建成立，當代中國譜牒文化全麵複蘇。 家族的榮耀 在學術界，作為一種曆史文獻，家譜擁有許多其他類文獻沒有的豐富史料，對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研究都有重要價值。 但最主要的，它是人們尋根問祖的第一手資料。 由此，海外華人的尋根帶動了1949年後中國的第一輪修譜熱。 改革開放初年，諸多海外華裔僑胞和港澳台同胞紛紛回大陸尋根謁祖，其中不乏顯赫一時的政要人物。 李吉認為，“南方的宗族觀念比北方更強烈，家譜毀壞程度也遠不及北方。他們修譜一般出於兩個心理：一個是光宗耀祖，一個是為後世積德。” 在社會史研究領域，評判一個地方宗族製度是否發達的標準主要有祠堂、族產、家譜三項。與南方很多地方以祠堂、牌位等係統的祭祖方式相比，北方一些地方是供奉比較簡單的祖先圖像。 “編修家譜尤其是創修需要有經濟基礎。”陳建華說。 此外，還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原因就是“家裏出了名人”，“比如省長甚至鎮長，為了光宗耀祖修家譜，那絕對是不差錢。”胡德說。 比如他曾參加江蘇武進一個張姓家族的頒譜儀式。該家族共104人，出了好幾位廠長、鎮長，儀式上很多人來捧場。 正式的頒譜大會上，眾人按照家族輩分，上台簽字領譜。簽字時要簽署一份“公約”，明確規定要把家譜保管好，如發生遺失、蟲咬或私自變賣，都有相應懲罰。 “是否舉行頒譜儀式與該家族在當地的地位和經濟條件有關，”胡德說，比如儀式前要連唱三天戲，晚上還要在稻穀場上放電影，經濟條件差些的也許隻聚在一起吃頓飯。 修譜的生意 隨著民間修譜意願的高漲，修譜逐漸商業化，成了一門生意。 在北京中關村，做家譜生意的北京家譜傳記機構創始人塗金燦的電話總是響個不停。 “最近幾年家譜大熱，業務根本做不過來。”熱衷於修家譜的人多是離退休的老人，“北京有200多萬離退休老人，很多人都有這種家族文化情懷。”他說。 “尤其是2000年以後，民間修譜大熱。”李吉說，僅在常州市300多個姓氏中的280個都修了家譜。 在僅0.3平方公裏的無錫惠山古鎮，政府投資25億元，對118個祠堂和81個姓氏文化進行修複。 “以1993年為界，這之前上海圖書館每個月隻能收到一兩部家譜。”胡德總結說，“現在每月都能收到幾十部。” 譜牒文化大熱，民間修譜熱情高漲，看似大好的形勢，李吉卻仍有所擔憂，“譜牒是專門的學問，過去有譜師，現在大多是退休的中學語文老師。畢竟不是專業人士，知識儲備參差不齊。” 而比續譜存偽更嚴重的問題，是國家譜牒研究的斷層。“學校沒有這樣的專門機構，學生也不愛學。我們老一輩學曆史出來的半路出家做譜牒研究，晚年有了一定研究成果卻無奈後繼無人。”李吉感慨道。 曾經轟動一時的中國家譜資料研究中心，如今也名存實亡。“其實1992年我們已經不再展開實質性工作，民政機構每年要我們有20萬元才允許活動，但我們沒有資金。”李吉說。 （張麗萍薦自《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