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大運河回歸運河人
世界遺產
作者：沈嫻
讓大運河回歸運河人
沈嫻
2014年6月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同意將中國大運河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歡欣之餘，回想這項遺產，除卻一些基本數據，我們對大運河的曆史似乎知之甚少，對大運河的感性認識很難具象化。大運河的曆史出乎意料但又合乎情理地成了城市記憶的盲點。
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全部人類曆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真正的曆史主體是活生生的人。異於西湖，大運河這一曆史載體，所“承載”的人，甚少有文人騷客、風流名士，或王孫貴胄、英雄俠士，更多為籍籍無名的漕運水手與艱難度日的漁夫船民。缺少傳奇色彩與精英外衣，大運河的故事隱沒在曆史塵埃中。
運河人到底有怎樣的故事？我們該如何看待運河人在運河曆史與文化中的地位？為此，我們專訪了正在進行有關江南運河船民生活狀況口述史研究的中國民俗學會理事、杭州師範大學顧希佳教授。
沈嫻（以下簡稱沈）：顧老師好。很高興能夠采訪您。首先，您能聊聊什麼是口述史，它與我們平時所學的曆史有什麼不同嗎？
顧希佳（以下簡稱顧）：口述史特別強調要寫底層民眾，非精英，就是普通老百姓。十八九世紀以來，西方的曆史學家認為，精英分子的口述或者自傳寫下的曆史不可靠，容易被左右，其實老百姓並不認為是這麼回事，於是就有了口述史。口述史所要還原的是普羅大眾的聲音，甚至是最低層民眾的生活狀態。
沈：是何種原因讓您想做有關運河船民的口述史研究？
顧：好幾年前我參與討論大運河申遺的事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它當作曆史文化遺產來看待。按照學術上正規的操作方法，指的就是曆史文物本身。但這個曆史文物跟人有什麼關係，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從文化角度看，兩者又是一回事，文化總離不開人。而且我一直認為，運河是活態遺產，還在發揮著交通水利等功能。基於這兩點，我在相關會議上多次呼籲：保護大運河必須保護在大運河上生活的人，特別是船民，以及他們的曆史文化。
沈：顧老師，如今真正意義上在大運河上討生活的人還多不多？為什麼他們的曆史文化需要保護？
顧：生活在大運河上的人還有，但不多，像一些搞運輸的、搞客運的。自古以來，運河的船民與漁民屬於社會邊緣人群。運河人並不包括運河兩岸生活的居民，這些居民已經融入了陸上社會的主流群體。而在運河上討生活的人，區別就大了。他們的文化是運河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但不管是官方文獻與民間史料，對他們的記述都很少。老人一個個去世，在世的許多也無法對自己的經曆給出全麵並清晰的描述。如果再不挽救，這段曆史可能會永遠消失。
沈：就您現在對大運河船民的口述記錄而言，所能涉及的曆史最早能追溯到何時？能否給出一個準確的曆史區間？您和您的團隊有沒有想通過老船民的回憶勾勒出明清到現代為止大運河船民的全貌？
顧：我們也試圖通過對現在船民的口述記錄，來追溯整個近代史中大運河船民總貌。但這個很難，因為普通民眾沒有記憶曆史的習慣，他們記不清楚也講不清楚他們父輩的生活狀況。我們研究的還隻是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至今的江南運河船民的生活情況。
沈：您覺得大運河船民與其他水域的船民相比，有什麼顯著的特點？
顧：由於大運河連接京師與江南糧倉之地，明末的漕糧通過大運河轉運成為定製。漕運支撐著明清時期的大半壁財政收入。清代，漕運水手人數達到了二三十萬，這些水手都是有官方編製的。到了太平天國的時候，漕運就取消了，漕糧改為海運。海運和漕運的船是不同的，漕運水手就失業了。這些人遣散後聚集在蘇北，輾轉到幾個大城市，有些繼續在水上謀生，有些聚集形成了各類幫會組織。在大運河裏跑運輸的，就有幫會組織（民間結社）。這個也是曆史的必然。他們艱苦、是邊緣人，因此更需要、更容易形成自己的組織。
沈：為什麼說大運河船民是邊緣人群及社會最底層人群？
顧：因為他們漂泊江湖，四分五散，自然是孤立無助，自然是少數派。比如船民和農民發生糾紛的時候，一般是農民占上風，因為農民是越聚越多的。受訪的老船民提及，他們與大運河邊上的村民衝突最多的就是捕魚。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運河的漁民與船民打魚的收入並不比農民少，但就是苦。又比如說，在那個年代，杭嘉湖地區家家戶戶都是自己找柴禾。柴禾成了船民生活的一個大問題：船上不可能儲備很多，船民逼急了不得不上岸擅自拿取，結果引起糾紛。還比如說，有老船民回憶道，三條船停到一起，中間那條裝了很多貨物。下了一個晚上的大雨。第二天早上前後兩條船都還在，中間那條船不見了。哪裏去了？後來終於發現，整條船沉下去了，船上的一對夫妻也就這麼走了。沉船的原因可能有很多，這條船本來就裝得滿，水已經齊平船舷了，一個浪頭過來，水灌入船，船就可能這麼悄無聲息地下去了。
沈：可見近代江南運河的船民大多過得很窘迫，他們除了運輸和捕魚，沒有別的營生？
顧：有一種農業操作的活叫撚河泥，曆史也很悠久。撚河泥一舉兩得：撚來的河泥可以做肥料，又是肅清河道的一種方式，就是一種生態農業。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江南運河裏還有一批專門幫人家撚河泥的人。據我們在嘉興地區調查，這些人大都來自蘇北，過了秋天，等他們家鄉的稻子收割完，拖家帶口的，搖著一條船就來了。整個冬天，他們在杭嘉湖一帶挨家挨戶幫忙撚河泥，收取費用。到了人民公社化，這種農業習慣就沒有了，因為每個生產隊都需要撚河泥，成了分派活，大家都得幹。撚河泥這個活太苦，比插秧、割稻累多了，因此是工分最高的。而那些原來以撚河泥為營生的蘇北人，許多就落戶在大運河邊，我們也做過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