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讓我想不通的是，輝煌歌廳大火的責任追究問題隨著整治工作接近尾聲似乎也要不了了之了。在整治期間曾經發生近千人圍攻縣政府的群體事件，也當晚就被平息了。後來，從省到市來視察整治情況的各路人馬，態度都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開始對整治的效果大加讚揚，給人的感覺好像根本就沒有發生那麼大的火災，也沒有死掉那麼多的人，大家一團和氣，C縣的領導也被媒體吹捧為整治有力了。種種跡象都表明，那些對這場火災負有領導責任的各級官員不但度過了心理恐慌期，不再擔心會丟掉烏紗帽，而且漸漸以整治功臣自居了。
這種燒死了十幾個人的特大火災要是放在別的地方，某些官員的烏紗帽早就拿掉了，但在C市為何就變成另外一回事了呢？我看不懂，C城的很多老百姓也看不懂，大家都在議論，都很氣憤，死了這麼多人，為何這些官僚們能夠瞞天過海，逃脫懲罰呢？
坊間的小道消息這時候又發揮了它的威力，議論的焦點漸漸指向了這樣一個原因：張福友市長省裏有人，這個人在省裏位高權重，在上麵又有深不可測的關係，不僅成功地幫助C市攔截了各路要來采訪的記者，而且借用更上一層的關係對《南國周刊》進行了打壓，因為那篇關於黑社會毆打記者的報道已經對C市的形象造成了負麵影響，也直接導致了金劍和小楊他們關於火災那篇報道打了水漂。南國周刊最敢擔當的總編早被撤職了，現在的總編抗壓能力明顯很弱，在上麵有人彈壓的情況下，他唯一的選擇隻能壓稿消災。
後來金劍那邊透露過來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他感歎C市領導能量太大了，超過了他的想象，勸我小心一點，早點下決心遠走高飛為妙。
整治結束從C縣撤離回來，我似乎病了一場。上班沒有精神，回來倒頭就睡，沒有人知道我內心的痛苦，我也不願意對任何人說。文琴問我怎麼了，我說沒有什麼，隻說是整治工作太勞累了，一下子停下來，人就會感到乏力。我對文琴是不能說這事的，因為她從頭到尾對此事不知情，現在對她說隻會讓她越加糊塗。對小蓮就更不能說了，要是說出來的話估計對她的打擊會很大，她可是一直盼望著把李易揚這樣的壞人繩之以法的。
我精神陷入了極度苦悶之中，開始考慮去留的問題，是逃離C市去南方金劍那個城市，重起爐灶幹一番事業，還是呆在C市苦熬人生？我想去找朱必達聊聊，但這個念頭剛冒出來就被我否定了，雖然我覺得朱必達足可以讓我信賴，但這些事還是不能對他說，在C市除了小蓮，還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我一手策劃的這次行動，讓朱必達知道了，難保哪一天不泄露出去。人心隔肚皮，我跟朱必達還沒有到那種可以十分信賴的程度。
萬般無奈之下，我又給老同學金劍打了個電話。
“劍兄，我準備去你那了。”我說，似乎抓住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你真的考慮好了嗎？”金劍問道。
“考慮好了，不再猶豫了。”我說，內心湧起一股悲涼，“這地方實在呆不下去了。”
“好啊，我這裏很歡迎你的。”金劍高興起來，語氣裏透著興奮，“你肯定會成為一個出色的記者，比呆在C市當一個小公務員要強得多。”
我的心被他說得一熱，是啊，憑我的能力何必在C市的官場委曲求全，這個環境太讓我壓抑也太令我失望了，真的應該到南方甩開膀子去大幹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