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長大啦，在不知不覺中小學畢業啦，該上中學啦！當時家裏有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是在家門口上中學，這樣生活方便，不用擔心接送。學校就在家旁邊，下樓就是學校，中午回家吃飯還不遠，符合姥姥的意見。
第二種意見是上55中，去我的母校。55中是1975年根據周恩來總理建議專門招收外交使團的社會主義窗口校，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年輕的市重點中學。照顧孩子的生活，指導他的學習也方便，這是他母親的意見。由於我愛人是在外交人員服務局工作，屬於外交部係統。外交部和北京二中、55中是共建校，可以提前參加內部考試，兩所學校根據成績和家庭住址選一所學校。
第三種是我的意見上北京二中。原因有四個，一個原因是北京二中是老牌重點中學，對兒子學習指導上肯定會好一些。第二個原因是兒子跟著我一起學習，對他成長不好。他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學習沒有動力。第三個原因是我看到本校的許多老師的孩子在身邊學習，學習的結果非常不理想。第四個原因是男孩子應當有獨立性，有一種闖勁兒，北京二中離家遠點，正好鍛煉他。我兒子報名參加了考試，並考上了二中。
但是，我的意見沒有獲得多數，最後按照他母親的意見來到55中學報到。作為55中外交部子弟的學生被學校錄取，我心裏非常不舒服，兒子來到我的母校來讀書，會是個什麼樣子。心裏忐忑不安，家裏沒有矛盾爭吵了，我的心理壓力大了，試試看吧。
因為我看到很多教師的孩子初中畢業後，包括學校一些幹部的孩子，由於學習成績達不到學校要求，而不能來本校讀書。學校教代會為此而專門通過了一個決議：教師直係子女隻照顧一個，在錄取分數20分以內可以直升本校高中。
在這種情況下，不夠分的學生隻能考技校、考中專、考職高。學校有的幹部為孩子能上高中也是哭哭啼啼地求人，甚至於錯誤地指導孩子學習，在考試前偷看試卷再輔導孩子。中考仍然考300多分（滿分630分）一錯再錯，最終沒有辦法隻能含淚上職高。
我的老師孫繼民為教師子女上學問題還搞過調查，寫過文章發表在有關刊物上。孩子在身邊也未必是好事。以《觸龍說太後》為參考建議孩子到遠離父母的地方學習，這樣有利於孩子健康成長。
兒子中學沒有報到前，李淑萍老師知道馬立考上了55中以後，她找到我，希望把馬立放在她的教學班。
李淑萍曾經是我校優秀的學生，1972年我校初中十個班選送兩個班學生讀高中，她是其中之一，並且在班裏擔任團幹部，因為那時候我擔任團委書記，所以接觸比較多，相互比較了解。
她是在高中畢業以後在農村插隊時考上大學。那是1978年，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能考上大學的青年是鳳毛麟角。大學畢業以後，分配到海澱工作。
為了上班近，她的父親找到我哥哥，希望把女兒調到55中工作。她父親是我哥公司的廠長，和我說了許多回。不久我校一個數學老師調走啦，有了一個工作崗位，我就向校長推薦了她。由於這一層原因，李淑萍老師找到我說：“主任，把馬立放我們班吧，我好好培養培養他。你工作那麼忙，幫你減輕點工作負擔吧。”
我想，把兒子放哪個班都一樣，不能搞特殊化，看學校安排吧。李淑萍找了學校有關老師，把兒子放在了初一年級五班。兒子上中學一路並不平坦，果不其然開始步入一些老師孩子的後塵，學習成績始終不理想，甚至於有不及格科目。
雖然兒子在初一一入學就被李淑萍老師認定為班幹部。後來因為在幾次考試中都是班級倒數後兩名，李淑萍老師心直口快，說：“學習這麼差還能當班幹部？”
出於對馬立關心的考慮，建議他好好抓抓學習，不再當班幹部，也許這樣成績會有提高。不在班裏當班幹部啦，是不是學習好一些呢？結果兒子在期末考試中考了個年級287名。在班裏，在年級，仍然是學習成績最差的。
當我去教師辦公室處理工作問題時，一個同事把這個消息傳遞給我，主任看看你兒子的成績太差了，拉年級後腿啊，你那麼會教育學生，這回看你的啦。聽到這個消息，看到這個成績時如五雷轟頂，年級一共才不到300人，兒子考了287名，實在是太差啦。
這一年，情況還比較特殊，一個不到300人的年級，教師子女和教師子孫有21人之多。大家在看著我們幹部的孩子究竟怎樣。
一些老師也許因為麵對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認為這不是個什麼事，一些老師還在開玩笑說：“馬主任有辦法，天天慷慨激昂地教育學生，看馬主任這次說什麼。”還有的老師說，回家以後打臭小子，不打不成才，回家以後棍棒伺候，棍棒教育出英雄。辦公室裏教師們的玩笑聲、談論聲、議論聲……聲聲刺骨，句句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