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拿什麼向大師敬禮？
總編視線
作者：董凡
近年來，“中國當代無大師”的聲音，不斷地叩擊著當今社會的文化情懷。
那麼，“大師”這一概念究竟該如何定義？什麼樣的人物才不愧稱之為“大師”？大師於我們這個時代有什麼樣的意義？在一個真正的大師缺稀的時代，我們又該怎樣向大師致敬呢？這些都是引發我們思考的問題。
首先，什麼樣的人物才可以稱之為“大師”呢？事實上，大師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比喻性的概念，是對那些在某些領域做出令人敬仰的傑出貢獻的專業人士的一種讚美語詞。英國哲學家卡萊爾在總結人類曆史上不同時代的大師之後，得出一段結論性的話：他們是人類的領袖，是傳奇式的人物，是芸芸眾生踵武前賢、竭力仿效的典範和楷模；他們是有益的夥伴，是自身有生命的光源；他們令人敬仰，挨近他們便是幸福和快樂。這段定義雖然模糊，但敬仰之情還是很飽滿的。
相比之下，當今某些被稱作大師的人物，顯然不合乎人們心目中對大師的期望。其主要原因是，曾經有一個時期，大師的帽子滿天飛，成了一頂任意摘戴的高帽。當“大師”泛濫後，人們又談“大師”色變，於是“大師”這個稱號不得不被劃上了問號。
客觀地說，藝術和技藝領域，一些獨到的絕活絕藝稱為大師之作，是有理由的。但要在人文學術領域中冠以大師稱號，要求就比較嚴格。真正的學術大師，其魅力是多方麵的，為學的堅韌性、思想的正當性、胸懷的包容性和人格的高尚性，往往並存於一身。我們稱他們為大師，不僅是專業成就獨樹一幟，而且因為他們有大智慧。有大智慧的人，他的德範必定也可圈可點。同時，大師級人物是大時代的產物，需要長期的文化積累。文化積累加上時代思潮的刺激，是大師產生的適宜土壤。
而在如今這個時代，學術失範現象非常嚴重，學術也在追逐眼球與喧鬧，出現了學術娛樂化、學者明星化的現象，學術腐敗也屢見不鮮，而甘坐冷板凳的學者卻越來越稀缺。
作為一個有一定影響力的媒體，我們深感有責任為中國的文化界做些什麼，在我們看來，對大師表示禮敬也許是矯正學術風氣的一個有效途徑。所謂大師，其實是一種文化典範。一種文化之所以能夠傳承，文化典範的作用不可低估。文化典範可以和現代人建立一種對話、溝通，使文化的信息和精神能得到傳遞。
傳統文化的重建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同樣，涵養一位大師也需要一個健康、文明的社會大環境。盡管大師輩出的年代已經遠去，但是我們依然應該向大師致敬，用溫情與敬意對待我們的文化傳統。
二十世紀前半期，曆史轉型，思潮跌宕，古今中西重新開始對話，一批學富五車、心係家國的學術精英群體活躍在中華大地。例如梁啟超、胡適、於右任、蔡元培、魯迅、弘一法師、梁思成、林徽因、關山月、陳獨秀、張愛玲等我們熟悉並被載入史冊的名字，他們是一代傑出的學者，也是文化界公認的大師。我們深感有責任以藝術的形式為他們樹碑立傳，當我們將這一構想提出後，立即得到了一批有影響力的畫家的積極響應，在諸位畫家及同行及廣大收藏愛好者的鼎力支持下，第一屆“影響中國收藏界經典人物藝術造像”活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5月18日，第二屆“影響中國收藏界經典人物藝術造像”活動於全國政協禮堂隆重舉行，此次活動同樣是一次對大師致敬的盛典，也是藏界的一件盛事。為此本期“特別報道”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
六十多年前，鬱達夫在《懷魯迅》中說過，“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一個失去禮敬和敬畏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我想，我們對大師最好的紀念，就是要用我們這些畫家的畫筆，用我們業界的關注與紀念來獻上我們對大師的“禮敬”，而這也許會成為當代文化重建的一次重要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