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這麼說，這是從兩個方麵講的。
第一是賈詡的所謀略之奇之準，頗有些算無遺策的感覺，其所謀影響之巨，無愧於第一謀士之稱。
第二是因為他是最典型意義上的權術家，不像諸葛亮身擔丞相之職，重在治國安邦，也不像周瑜承荷將帥之任，長於領兵作戰。
賈詡更無意於成為擁兵自重、稱霸一方的軍閥，他的身份永遠在幕後，他不斷地從某個將軍深厚的帷幕後閃身而出，表麵上是獻計，卻往往收到運籌帷幄的效果。
賈詡給人的感覺是，像一個把謀略本身當作一種美，隻追求謀略才華之展示的唯美主義者：隻要自己的計謀有用武之地，他並不在乎江山變色，他為李傕、郭汜出主意，也不是要真心輔佐他們。
賈詡之所以在分明看出張繡沒有遠大前途的前提下，仍毅然委身於張繡帳下，僅僅是因為張繡能夠對他言聽計從，能使他的謀略得以施展。
東漢末年，禮教已無法維係人心，喊著忠義的人往往是舉著忠義的旗號，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個人在道德失範的同時，又要麵對風雨飄搖的亂世。
在這個亂世裏麵，個體生命沒有任何保障，軍閥混戰、外族劫掠、強盜橫行、天災不斷，在這樣一個風雲變色的時代，所有的道德都要讓位於生存的需要。
而這些矛盾在賈詡的出生地--武威，又是尤其地尖銳突出。
僻處西涼的武威，仁義禮教的道德規範本來就淡薄，與遊牧民族鬥爭與雜處的生活體驗、嚴峻的生存環境的考驗是賈詡不會去在意那些已經變得虛偽的道德，他的謀略隻是關注生存，以他和他周邊的人的生存為第一義，因為沒有精神束縛，他可以縱橫馳騁地展現自己的謀略才華。
正是在這種精神自由中，他的謀略達到了權變的極至。
賈詡是曆史的一顆明星，他以時代所賦予他的性格和才華，在不自覺中摧毀了一個滿目創痍的王朝體製。
舊的體製不摧毀，新的個人及個人精神便不可能誕生。
我們是無法簡單地用道德的眼光來評價賈詡這個奇人的。
他像一個在亂世中遊戲人生的人。
他追求權勢，但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他對哪個勢力都沒有真正的感情，冷眼看待天下的滄桑沉浮；他把施展才華看作一種樂趣，看著事件按照自己所預期的那樣發展；你可以說他無情，但在那個時代，賈詡有理由選擇做一個旁觀者和唯美主義的權謀遊戲者。
賈詡，身懷奇謀，膽識過人，閱曆繁複，誌節深沉。
他的品質裏也許有著種種別人難以企及之處，但就客觀效果而論，東漢末年的天下大亂，他難辭其咎。
當年陳壽撰《三國誌》時，曾將賈詡與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荀攸）並列立傳，引起了注家裴鬆之的不滿。
此事見仁見智，我覺得若撇開道德威望，先注重影響世事的深度，則賈詡與二荀並列，並無不當。
雖然賈詡常以漢室忠臣自詡，也確曾有功於皇上，但他顯然更熱衷於放縱自己天賦的謀士才華，而較少計較千秋功名。
在各路軍閥此起彼伏的混戰中，在漢獻帝由長安到洛陽的奔命過程中，在東西二京的喋血殺伐中，我們都能看到賈詡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