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全球，此次峰會時機特殊，背景複雜。就在源自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五周年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力量對比“新升老降”的大勢，似乎給人以出現暫時性“逆轉”之象。西方發達國家藉“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給其病態經濟持續輸血、轉嫁危機顯效，竭力搶占新科技與產業革命製高點，加快自身改革並加強彼此間的大聯合。美國領銜力推“跨兩洋”經貿大戰略，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曆史性、製度性頹勢有所改觀。反觀新興經濟體，不少受到美聯儲即將“退出”量寬的嚴重拖累，加之經濟改革滯後與經濟結構單一，以致資本外流、本幣貶值、金融市場震蕩、增長明顯減速、通脹上升。有些新興國家近年來高歌猛進的勢頭不再，而一些發達國家則觸底反彈、卷土重來，國際戰略格局在某種程度上呈現為“老升新降”，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兩大“集群”的消長博弈進入新階段。
具體而言，當前新興經濟體麵臨來自發達國家的兩大挑戰：一是受美國退出量寬預期與推進“跨兩洋”經貿戰略等衝擊，增長放緩，壓力增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日大幅調整全球經濟預測，認為世界經濟增長“動力轉移”，不再將新興經濟體視為全球經濟的活力引擎，而是預計“動力將主要來自發達經濟體”。實際上，歐洲經濟社會矛盾的長期化會是一種定局。美國依賴過度寬鬆的貨幣投放和房地產支撐的複蘇，仍有不確定性。二是圍繞敘利亞“化武”疑雲，美歐片麵認定敘政府“有罪”，企圖繞過安理會武力幹涉敘內戰，再度挑戰國際法與國際關係準則，同時還將引發國際能源市場與世界經濟複蘇新的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