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大蕭條
專欄
作者：廖宗魁
2008年金融危機無疑是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全球遭遇的最嚴重經濟危機。凱恩斯正是基於對大蕭條的認識，提煉出了他的理論，並開創了宏觀經濟學。很多經濟學家都對大蕭條的研究情有獨鍾，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裏德曼，都是這方麵的專家。
伯南克確實遵從弗裏德曼的教誨，在金融危機以後始終保持貨幣供給量的充沛。但現實卻是，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了六七年，主要發達國家仍然處於“長期停滯”當中，保持貨幣供給量的充沛並沒有挽救歐美。
在看完《凱恩斯傳》和重讀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之後，我更願意相信，假如伯南克和美國財政部接受的是凱恩斯而不是弗裏德曼對大蕭條的理解，或許美國經濟的複蘇比現在要好得多。
中國目前也麵臨經濟大幅下滑的壓力，但幸運的是，我們比歐美具有更大的政策空間。我們並沒有流動性陷阱，不管是存款準備金率還是基準利率都有很大的下調空間，中央財政也非常健康。問題更多出在意識上，政府始終在刺激上猶豫不決，試圖用改革的方式來代替短期的需求管理，但忽視了短期需求管理與改革之間相互促進的關係。
我們的投資已經處於非常危險的地步，需要更低的利率來支持它。歐美想刺激投資，而利率無法下降，中國是利率能夠下降而不願為之。
理念之爭：短期與長期
“從長遠來看，我們已經死了。”這是凱恩斯最有名的名言，也是凱恩斯與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理念區別。
最近兩年，中國經濟持續下行，而刺激卻成了貶義的詞彙，刺激就是走老路，成了改革的對立麵。甚至有觀點提出，談論降息就是對改革的不信任。這些觀點認為，當前經濟的諸多問題，如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地方政府和企業債務高企等，都是“四萬億”過度刺激造成的，經濟的下行正是消化這些問題和推進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
這種爭論在1930年代大蕭條前後，奧地利學派的羅賓斯和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理念之爭中似曾相識。隻不過羅賓斯和哈耶克認為自由市場會自動修複經濟，而我們訴諸於改革。
羅賓斯認為，經濟衰退不是一個等待治愈的病，它本身是對先前那種信貸過分擴張毛病的治愈良方。哈耶克認為，“如果政府在麵對衰退時製造出更多的貨幣，這隻能延長經濟受折磨的時間。”他們都本質上反對凱恩斯對大蕭條提出的種種刺激治療方案，這種理念的爭論一直持續至今。
從長期來看，經濟終究會恢複的，就像暴風驟雨後的海麵終會歸於平靜。但長期是多長？或許我們已經死了。
凱恩斯相信通過刺激，能讓經濟更快、痛苦更少地達到充分就業，到了這個時候自由市場的機製才能更好地發揮資源配置的效率功能。
事後羅賓斯曾後悔與凱恩斯爭辯，他承認，他開出的方子“並不適合，就像一個醉漢不小心掉進了冰冷的池塘後爬起來，而我們卻不願意給他提供毛毯，因為他原先的問題是過熱。”
信用的過分擴張和房地產泡沫被認為是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格林斯潘時期長期寬鬆的貨幣政策被指負有一定責任。但很少有經濟學家再像哈耶克那樣認為，衰退是對過去病症的治愈。雖然伯南克的貨幣寬鬆效果不佳，但沒人懷疑2008年的美國需要刺激和救助。這就是理念之爭中，凱恩斯給我們留下的遺產。
現在反倒是在中國，刺激遭到了強烈的詬病。凱恩斯與哈耶克的理念之爭的一個核心之處是，一個側重短期，一個側重長期。隻不過哈耶克隻關注長期，而凱恩斯則關注短期與長期的協調。如果我們從這一角度看待刺激和改革，或許能把它們的定位變得更準確。
刺激是為了管理短期經濟的波動，改革則是為了釋放長期經濟中的效率，兩者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生產效率，使經濟在同樣的資本和勞動力投入下，能夠實現更大的經濟產出。而短期的需求管理是解決需求不足導致的經濟增長下降，兩者不僅不矛盾，反而是緊密聯係的。過去我們隻注重管理短期經濟的波動，而忽視了改革；如今我們在走向另一個極端，認為改革可以代替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