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營
作者：黨紅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名稱眾多而含義模糊，且其中的非財務信息與財務信息和商業戰略缺乏有機聯係，其未來將怎樣發展值得探索。
盡管2010年公司克服各種困難和挑戰取得了良好的經營業績，但仍未能杜絕重大安全事故的發生，特別是“7·16”事故令我們刻骨銘心。我們認真反思和分析事故原因，深刻汲取事故教訓，全麵係統的強化安全環保基礎管理……提升公司整個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安全環保管理水平。公司還采取多項措施進一步加強承包商安全管理，把承包商安全管理納入公司HSE管理體係和考核，全麵促進承包商安全意識和安全管理水乎，共同營造安全、健康的作業環境。
——摘自2010年度中石油企業社會賽任報告
僅僅看這段話，你能想象中石油大連輸油管道爆炸事件（“7·16”事故）堪與英國石油（BP）墨西哥灣漏油事故比肩嗎？——實際上，兩者演繹了海上石油泄漏的兩種主要途徑。而就在“7·16”事故之後，還發生了“10·24”和“12·15”兩場火災。
“盡管泄漏的直接原因是由於第三方施工損壞造成的，但是我們也應深刻反思和查找管理上存在的疏漏。從製度執行、運行管理、應急處置等環節認真開展調查總結，汲取教訓，舉一反三，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這是中石油2009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關於渭河漏油事故的反思和總結。如是看來，大連漏油事故無非是渭河漏油的2.0版本。
同樣，BP的態度也貌似誠懇。這或許是因為BP的靶子實在招人，BP所麵臨的監管環境也更嚴格。BP2010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專門辟出一個版塊說明墨西哥灣漏油事故的影響、BP的反應、反思和承諾，並且在隨後的運營、風險、環境等內容中也反複提及這一重大事故。不過BP以“無準確估計數據”為由回避了“到底泄漏多少油”這一敏感數字。事後諸葛一下，BP2009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雖然在績效和事故的描述方麵能兼顧負麵信息，但在傳遞作為社會責任國際標杆企業蓬勃朝氣和良苦用心的一堆表格、文字和圖片中，其“環保和安全罰款”在2005～2009年間呈無規律變動，並在2009年達到6660萬美元的最高點，而“環保支出”則在五年間呈下降之勢，在20）9年達到24.83億美元的最低點。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名稱眾多而含義模糊，“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報告”、“環境健康與安全報告”、“企業公民報告”、“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都是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別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到底包括哪些方麵的非財務信息就更加莫衷一是。比如，波音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幾乎通篇是關於慈善活動的說明，這也是國內不少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流俗；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的非財務信息與財務信息和商業戰略缺乏有機聯係，正如畢馬威2008年社會責任調查報告所指出的，“在G250公司（《財富》雜誌全球500強企業的前250家公司）中隻有16％的少數派為其分析師和利益相關者量化了企業責任績效的價值，”因而包括投資者在內的利益相關者很難看到企業社會責任對公司未來繁榮和可持續發展所起的作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所提供的非財務信息缺乏測算和報告的標準，從而很難進行比較。有人認為，敘述式的報告有時幾乎就是“一堆關於公司優勢和實力的毫無憑證的宣言”。難怪波特和克萊默相當痛恨用孤立的眼光看待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他們宣稱“發布這樣的報告鮮能提供連貫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框架，更別說戰略框架了”，相反，這種報告的基礎是“對各項互不相關的舉措的總體軼事型描述，以反映公司的社會敏感度”。他們甚至言辭激烈地指出，“這隻不過養活了報告撰寫者這一行當。”
於是我們不得不叩問，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未來在哪裏？
畢馬威和Sustain AbWiy公司2007～2008年對2279名商務人士、非政府組織成員、勞工領袖、投資者、顧問、學者和其他有關人員的調查結論或許為我們指明了方向。它們的調查表明，7％的應答者認同“未來可持續發展報告體係應與年度報告整合”的論斷。在此基礎上，它們提出可持續發展報告體係的“2020構想”，首當其衝的建議就是“結束可持續發展報告，完全整合進年度報告和其他企業溝通信息”。這也正是艾博斯和克魯斯所謂的統一報告（Onereport）理念。簡單地說，統一報告就是製作一份將公司年度報告中的財務及敘述性信息與該公司社會責任報告中的非財務及敘述性信息整合起來的報告。但是財務報告與非財務報告的整合絕不僅僅隻是發布一份紙質文檔那麼簡單，下期將繼續進行詳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