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沒有力氣，也不再需要力氣。她隻需要靜聽。她又聽見了“乳汁”“乳汁”，再聽便是那徹夜不絕的紡車聲：吱嚀嚀，吱嚀嚀……那聲音由遠而近，是紡車聲控製了她整個的身心。
當晚，沈小鳳沒回知青點。大芝娘家沒有沈小鳳。
第二天有人為沈小鳳專程去過平易市，平易市沒有沈小鳳。
端村，太陽下、背陰處都沒有沈小鳳。
遠處，風水在流動，將地平線模糊起來。
又是一年。
知青們要選調回城。那知青大院就要空了。臨走前，人們又想起那好久不喝的薯幹酒。晚上，有人領頭敲開供銷社的門，打來一暖壺。女生們也參加了，還托出她們保存下的凍柿子、冰糖塊、榆皮豆。人們隻是喝酒、吃柿子，沒人開始一個話題。
後來，不知誰起了個頭，大家便齊聲唱起那個電影插曲：
咱們的天，
咱們的地，
咱們的鋤頭咱們的犁。
窮幫窮來種上咱們的地，
種地不是為自己，
一心要為社會主義，
嗨，社會主義！
他們一遍又一遍地唱著，唱到最後隻剩下了男生，並且歌詞也做了更改：
咱們的天，
咱們的地，
咱們一大群回平易。
上來下去為什麼呀，
你問問我來我問問你，
一心要為社會主義，
嗨，社會主義！
……
陸野明沒唱。
楊青也沒唱。
陸野明抄起煤鏟添爐子。他狠狠地捅著爐子，狠狠地添著煤，像是要把那一冬的煤在一個晚上都燒掉。
楊青端著茶缸喝了一口薯幹酒，沒覺出那酒的過分刺激。接著她又喝了一口。
陸野明扔了煤鏟，蹲在牆角吃凍柿子。牆角很黑，柿子很亮。
第二天又是個霜天。一掛掛大車載著男生女生和男生女生的行李，在萬籟俱寂的原野上走。牲口的嘴裏噴吐著團團白色哈氣。
近處，那麥秸垛老了；遠處，又有新垛勃然而立。
十一
四月柳毛飄，賣魚兒的遙街叫。
大芝娘又在院裏開地。栓子大爹隔著半截土牆問：“把院子都開成地？”
大芝娘說：“他叔，你說辣椒這物件，莫非咱這片水土就不生長？”
“學生們都吃，想必這不遠的地方就有種的。”栓子大爹說。
“我估摸著也是。是種子兒，是種秧？”大芝娘問。
“興許是栽秧。”栓子大爹說。
“你不興打問打問？”大芝娘說。
“莫非你想試試？”栓子大爹問。
“你給我找吧。”大芝娘說。
栓子大爹背了荊條筐，趕了幾個近集，又去趕遠集。走在集上他不看別的，單轉秧市。蔥秧、茄子秧、山藥秧他都不眼生，見了眼生的便停住腳打問。
栓子大爹終於從遠集上托回兩團濕泥，兩團濕泥裏包裹著兩把辣椒秧。
大芝娘在菊花畦邊栽下辣椒，栓子大爹留出幾棵，栽在麥場邊。
麥子割倒，辣椒秧將腰挺直。
棒子長棵，辣椒也長棵。
棉花放鈴，辣椒開花。
後來辣椒花落了，顯出一簇簇豆粒大的小生靈，都朝著天。
有人隔著半截土牆問大芝娘：“莫非這就是辣椒？”
大芝娘說：“由小看大，聞著就像。”
有人在場邊問栓子大爹：“莫非這就是辣椒？”
栓子大爹說：“也不看看誰買回來的秧子！”
大秧穀黃了，辣椒紅了。東一點，西一點，仿佛誰在綠地隨意厾上的紅手印。
菊花白了，辣椒更紅了。紅白一片。
五星串著畦背兒亂跑，不掐白菊花，隻撿紅辣椒揪。
第二年，栓子大爹從幹辣椒裏削出籽兒，種出秧，逢人就說：“栽幾棵吧，栽個稀罕。”
端村人在菊花旁邊種起辣椒。秋天，端村的原野多了顏色。
十二
春日春光有時好，
春日春光有時壞，
有時不好也不壞。
在端村時，點兒上一個男生寫過這麼一首詩。楊青覺得那詩既滑稽又真切，止不住常在心裏背誦。
如今，寫詩的和背詩的都回了平易，楊青依然重複著那首詩。平易市悄悄地接受了他們。
楊青也說不清為什麼要用“接受”二字來形容這夥人的複歸，他們原來就是平易人。現在見了麵還要互相打問：哪裏接受了誰，或者誰不被哪裏接受。直到楊青像平易人那樣騎車上了班，才覺出眼前的豁亮——春日春光有時好。
那時車輪碾軋在不算平坦的馬路上，不算稠密的舊商店從她眼前緩緩滑過，小胡同裏還不時傳出對於香油或豆腐的叫賣聲。她覺得這才是平易人應該享受到的。就連過十字路口不小心闖了紅燈，警察把她叫上便道罰款訓話時，她也能生出幾分自豪。假如你不是個平易人呢，假如你還在端村呢？端村沒人為了走路罰你的款，端村也沒有紅燈。
你付給警察五角錢，警察撕給你一張收據。你又開始騎車，店鋪又從你眼前滑過——有時不好也不壞。
有時，豁亮也能從你眼前消失。一走進接受了楊青的那家工廠，一走上那間水泥鋪成的潮濕、滑膩的車間地麵，她立刻就想起那詩的第二句——春日春光有時壞。
那是一個不算大的造紙廠，在離車間不遠的一片空地上，挺挺地戳著幾個麥秸垛。那舊垛的垛頂也被黃泥壓勻，顯出柔和的弧線，似一朵朵碩大的蘑菇；新垛的垛頂隻蒙一張防雨帆布。那布的四角被繩子拉緊，墜著石頭。
新垛很快就變作了紙漿，變作了紙，總是剩下那幾座老垛。垛頂的黃泥慢慢變成了青泥，碎麥秸在簷邊參差，不再耀眼，不再像一輪擁戴著它的光環，像瘋女人的亂發。
它們誘惑了她，又威懾著她；喚醒過她，又壓抑著她。如今，它們仿佛是專門隨了她來到這裏，又仿佛，她本不曾離開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