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們好眼力。在這樣的場合我不僅無法哭泣，我甚至說不清自己的心緒：慌亂，空洞，煩躁，惶惑，無明火……也許都不是，也許兼而有之。我因此常常願意在離開殯儀館之後一個人到烈士陵園去。
我們這座城市的烈士陵園是整個華北地區最大的墓園，占地近三百畝，埋葬著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捐軀的烈士。陵園內樹木很多：雪鬆，銀杉，絲柏，法國梧桐，白丁香，紫丁香，還有那些將陵園分割成棋盤狀的整齊油亮的冬青。樹木簇擁著烈士的墓碑，墓碑下是他們的墓穴，一排排隆出地麵的長方形墓體從東向西，從南向北一望無際，像士兵整齊的列隊。除了清明，這裏可能是整個城市最安寧的地方。當我從嘈雜的殯儀館踏入烈士陵園的大門，當我坐在隨便哪位烈士那半人高的墓碑之下，墓道兩側巨大的法國梧桐枝葉交錯搭起蔽日的天棚，為我和烈士們遮著陰，這時候我的心便豁啦啦靜下來，眼淚常常不期而至，我任憑它去流淌，因為這時我的淚水可靠從容，沒有雕飾也不曖昧。不像在殯儀館裏，那地方即令有淚也給人一種來得急去得快之感。在烈士陵園這樣的地方，地麵上沒人認識我，墓中的人又是那麼謙虛那麼善解人意，我流淚就用不著為了什麼。我隻看見這裏的樹很壯美，我還堅信墓中人個個年輕英俊。這裏沒有哀樂，也沒有我奶奶被化了妝的紅臉蛋兒，也沒有那麼多活人的寒暄，因此這裏也沒有死亡。引人上心的，都是些活生生的對生命的想念。我經常在條條墓道之間走來走去閱讀碑文，閱讀那些生命和他們短暫得有些殘忍的曆史。我曾經在一塊墓碑上讀到過一名烈士的簡介，這烈士名叫王青，冀中第××軍分區年輕的副司令。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第二天，王青在全區百姓慶祝抗戰勝利的大會上作了鼓舞人心的報告之後，歸途中被一冷槍擊中犧牲，年僅二十六歲。每次我讀王青的墓碑，總是莫名其妙地堅信那個打他黑槍的人物還活在世上逍遙法外。這想法讓人毛骨悚然但並不荒唐：人世間，我們真正知道的事實又有多少呢？這種打黑槍的人，他們比戰場上與我們麵對麵拚殺的敵人更叫人仇恨，他們在茫茫人海裏也有可能隱匿得更深。
坐在烈士的墓前，我找回了我對離世的那些親人、熟人準確真實的想念，我也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晰地想我的奶奶。我的童年是在奶奶家度過的，小學時班裏同學問我怕不怕我的市長奶奶，我不回答他們，隻是想起我爺爺對我奶奶的不怕。我爺爺是個給地主扛長活出身的大老粗，戰爭年代也流過血負過傷的。他不僅敢打我的奶奶，還撅折過她的眼鏡腿兒。他的口頭禪是：“白天誰怕咱，晚上咱怕誰！”——他打我奶奶一般在晚上。長大之後我才逐漸地弄清他這口頭語的含意，我不喜歡我的爺爺。有一回我讀到過一段有關丹麥女王瑪格麗特1972年登基的描寫：在王宮陽台上，站在瑪格麗特公主身邊的丹麥首相大聲喊了三遍：“國王已經去世，女王瑪格麗特二世萬歲！”聚集在王宮廣場的兩萬名丹麥市民沉浸在悲喜交加的情緒中。這時新女王的丈夫亨裏克來到陽台上，彬彬有禮地吻妻子的手，對她表示尊敬。這一事先並無安排的舉動感動了成千上萬的國民，他們把這看成是自豪、感激和信任的標誌。這描寫令我想起了我的爺爺，盡管我奶奶不是女王，可我爺爺在人前人後實在是對她缺乏起碼的尊重。如果不是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我會厭惡我爺爺終生的。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紅衛兵小將到我家揪鬥我奶奶時，我爺爺將我奶奶護在身後，和那些小將大打出手。據一位目擊者回憶，當時我爺爺邪勁十足，隻幾分鍾便將數十名小將打倒在地躺了一院子。後來我爺爺就是因此被紅衛兵打死的，慢慢地，你一皮帶、我一拳頭地被打死的。不能不說我爺爺是為我奶奶而死，他一生不會去吻我奶奶的手，但他卻能不假思索地為她豁出生命。若是我爺爺早死二十年，或許他也會被安葬在烈士陵園這蒼鬆翠柏之間的，他本來就和長眠在這裏的人們是一代人。也許這是我親近烈士陵園的另一個原因。有一回我聽說陵園管理處因為經濟效益不好（參觀者一向很少，門票才五毛錢一張），欲在園內辟出一塊地方開辦歌舞廳，頓覺怒火中燒。幸而此設想被陵園的上級主管——省民政廳及時否定，陵園才得以繼續一如既往地莊重和清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