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五四運動中的啟蒙精神
哲學史學研究
作者：紀可妹
摘 要： “五四”精神就是啟蒙。中國的啟蒙運動決非歐洲啟蒙話語的橫向移植，相較歐洲，五四運動隻是一場局部的啟蒙，隻是發生在道德與文學領域的啟蒙，起支配作用的是文化觀念決定論。
關鍵詞： 五四運動 啟蒙精神 後世影響
有關五四運動的精神，最早概括見於運動參加者羅家倫在運動期間發表於《每周評論》的文章，被認為是“犧牲的精神”、“社會製裁的精神”和“民族自決的精神”。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大都根據毛澤東的觀點，將五四運動的精神概括為反帝、反封建、愛國主義等。1979年五四運動60周年時，許多人強調民主與科學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進入新世紀以來，又相繼提出愛國、民主與科學和社會主義“三種精神互相貫穿與互相聯結”說，“愛國救亡、文化啟蒙”、“變革社會”說，以及“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自覺”說等新意見。
上述觀點林林總總，筆者認為，五四運動是我國現代史上第一次致力於思想解放的新文化運動。作為新文化運動，“五四”的精神就是啟蒙。“五四”的先驅者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向代表工業革命（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學敞開思想的大門，反對愚昧，否定專製，追求個性解放。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進步的知識分子一直以啟蒙為己任，盡管由於內亂或外患，啟蒙的進程屢屢被打斷，但啟蒙的話語一直不絕如縷，啟蒙精神一直得到正麵評價。各個時代的守舊勢力或統治者雖然竭力阻止或扼殺啟蒙，但多半另尋借口，未敢正麵理直氣壯地否定，更無能力在思想理論上加以貶斥。
對五四運動的回顧使我們回想起歐洲曆史上那場啟蒙運動。較早向中國讀書界介紹薩伊德的張寬說：“中國的五四文化運動，大體是將歐洲的啟蒙話語在中國做了一個橫向移植。”五四的啟蒙是否是在傳播西方殖民話語？啟蒙在中國受挫的原因何在？我們應該堅持啟蒙，還是應該排斥啟蒙？
麵對上述疑問，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的啟蒙運動決非歐洲啟蒙話語的橫向移植。這是因為時代不同、國情不同、思想文化傳統不同，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固然是當時中國眼界最開闊、最善於吸收外來思想文化養分的人，但他們畢竟不可能與自己的文化傳統一刀兩斷，他們要在自己所處的具體曆史條件下，解決中國棄舊圖新、個人解放和民族存亡的問題。
歐洲的啟蒙是要從宗教神學中解放出來，啟蒙思想家攻擊的對象首先是宗教教條、教會和教士，而中國的啟蒙首先是要從封建禮教中解放出來，所以思想先驅們攻擊的主要目標是儒家禮教，是家族宗法製度及陋習。當然，啟蒙的根本目標是人的解放和自由，但條件的差別使中西啟蒙的內容有相當大的差異。舒衡哲（Vera Schwarcz）說：“十八世紀歐洲啟蒙學者渴求從宗教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則為改造自己身上的奴性而鬥爭，這種奴性源於家庭權威而不是神權專製。曆史條件的差異使啟蒙具有不同內涵。”
在康德那個時代，啟蒙意味著一種覺醒，從自然王國中發現真理，用真理取代宗教迷信；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啟蒙意味著一種背叛，要求砸碎幾千年以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封建綱常禮教的枷鎖。
在這個層麵上，可以說，薄伽丘的《十日談》與魯迅的《狂人日記》正是中西啟蒙差別的象征。任何研究過五四啟蒙運動的人，都不會輕率斷言當時的啟蒙思想家不過是照抄照搬西方話語。他們攻擊儒學傳統，因為這種正統衛道、因循守舊的學說已落到了途窮末路之境，而國勢的危急容不得人們猶疑反複，隻能棄舊圖新。另外，啟蒙思想家並不是籠而統之地反傳統，而是利用傳統中的支流反主流，或者利用儒學中與人性、民主性較為接近的因素。更多的人在這裏肯定康有為、章炳麟的思想對五四啟蒙一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