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危機背景下企業績效評價的探索性研究
名家觀察
作者：熊劍 梅雨
摘要：文章通過對企業績效評價演進曆史的梳理和批判，重塑了以生態要素成本的內化觀、生態理性的經濟人觀和生態價值導向的財富觀為核心的績效評價理念，強調企業經營活動應協調企業經濟和生態質量，通過績效評價引導和改變企業經營活動，完成企業價值從單純的經濟價值最大化到多維的生態價值最大轉變。並在此基礎上，探尋了生態危機背景下的企業績效評價體係的構建問題。
關鍵詞：績效評價；生態危機；生態因素；生態質量；企業價值
一、 引言
人們常說“評價什麼，就得到什麼”。有什麼樣的績效評價，就有什麼樣的企業管理行為。績效評價引導、改變企業管理行為（胡玉明，2005）。現行企業經營績效的評價側重於經濟結果，缺乏其對生態影響方麵的考究。這種偏經濟結果的企業績效評價勢誘使企業經營活動對生態的無視、侵蝕，甚至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係統服務有60%已處於退化或不可持續利用的狀態，近三分之二的自然資源消耗殆盡（程宏偉等，2010）。生態危機已經切切實實出現在人類麵前，如何擺脫人類生存窘境？唯有轉變人類的觀念，這其中尤以企業經營為重。企業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富效率的組織形式，在地球上居支配地位，理應正視這些困擾人類的社會和環境問題（Hawken，2007）。但是，企業這種組織的效率卻是更多以對生態的負麵影響而體現出來的。近年來，國內外諸如紫金礦業汙染事件事故、德清血鉛超標事件、美國墨西哥灣原油泄漏事件、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泄漏事件等重大生態事件頻仍發生。這些生態事件的發生，說明了企業在快速發展過程中的資源過度耗費、廢棄物過度排放以及空氣和水汙染日益嚴重等資源與環境問題解決的迫切性。
二、 現有企業績效評價的批判
企業績效評價是按照企業管理的需要設計評價指標體係，比照特定的評價標準，采用特定的評價方法，對企業目標的實現情況進行判斷的活動（王化成和劉俊勇，2004）。以財務指標評價企業績效的方法，在企業績效評價的曆史舞台上長期占據了重要的位置。雖然財務指標代表著所有者利益，但是也存在著先天性缺陷。Gerstner 和Anderson（1976）認為用於績效測評的財務標準很可能毫無價值。首先，時間滯後，缺少對未來績效的預測能力。Ghalayini 和 Noble （1996）指出基於財務係統的企業績效評價導致預測性變差，甚至可能產生誤導。其次，獨立性和完備性受到質疑，不能反映財務績效指標的動因而易於被操縱。Bushman等（1996）人指出，采用財務指標作為績效評價的表征，很容易導致企業高管人員在財務決策中的“短視”行為，而放棄有利於公司長期發展的資本投資，從而損害公司價值。國內學者梅國平（2004）則指出現行財務測評的指標之間缺乏獨立性和權重可變性。周仁俊和喻天舒（2006）則更進一步指出，績效評價僅僅依賴於財務指標，會帶來易於操縱和計量不準等後果。最後，隨著時代的變遷，財務指標適應性變差。Indjejikian（1999）指出會計基礎的噪音使得人們懷疑它的有用性。由於基於財務指標的績效評價存在諸多缺陷，並且不能反映無形資產及質量、品牌和客戶資源等，因而客觀上要求將非財務指標引進企業績效評價體係。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逐步在企業績效評價中引進非財務指標，從而形成了基於戰略管理的績效評價體係。早在1978年Charnes，Cooper和Rhodes提出的DEA績效評價法中就已在財務指標體係中巧妙融入了非財務指標。1990年McNair、lynch 和Cross在其業績金字塔模型中提出了戰略目標自上而下和經營指標由下而上逐級反複運動的層級結構，演繹了戰略目標與績效指標之間的互動性。之後，Kaplan 和 Norton（1992）正式構建了基於戰略執行的平衡計分卡評價體係，從從財務、客戶、內部業務流程、學習和創新等多個方麵構建財務指標與非財務指標相結合的評價企業績效。財務指標是企業追求的經濟結果，其他三個方麵指標（多是非財務指標）是取得這種經濟結果的動因。此外，國外的Fitzgerald（1993）、Markides等（1994）以及國內學者朱火弟和蒲勇健（2003）、溫素彬（2005）、池國華（2006）等也對基於戰略管理的績效評價體係作了創新研究。這樣，形成了以平衡計分卡為代表的基於戰略的企業績效評價。這種企業績效評價理論理應完美的，它迫使管理者把所有能促使企業經濟結果得以實現的重要績效評價指標放在一起考慮，有助於企業整體目標的實現以及不同部門目標的協調，從短期到長期、局部到整體、過程到結果多個視角考慮問題，選擇財務和非財務指標相結合評價企業績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貨幣計量、價值確認的經濟結果導向，從財務和非財務等方麵比較客觀地評價企業的績效，並試圖通過指標間的各種平衡關係以及戰略指標或關鍵指標的選取來體現出企業不同利益相關者的期望，有效實現企業戰略、過程、行為與結果一體化。但是，在觀念上，由於關於企業環境責任的道德理念尚未真正形成，仍將環境成本作為企業的一項額外負擔，未納入企業的財務決策中（李心合等，2002）。這種側重於企業經營的經濟結果的績效評價，基本沒有考慮生態要素的投入，其結果虛誇了企業經營效果，鼓勵了以資源浪費和環境汙染換取經營收益的做法。究其原因，有三個主要方麵：其一，長期以來生態要素被認為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公共物品。當前的會計學和財務學也假設生態要素是可以無限供給的，不存在稀缺性。因這種認知和基於這種認知的企業經營理論的根深蒂固，故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尋求價值最大化時，勢必會將生態要素當作是可以無限供給的外生變量，既不進入經濟係統分析，不進入生產函數，更不納入企業財務績效的評價範疇。其二，企業績效評價理論仍以“理性經濟人”為財務行為主體假設，以企業所有者或股東財富最大化為財務目標，從經濟角度確認和計量企業經營活動的最終成果。其三，由於物質導向的傳統財富觀的根深蒂固，當前的企業績效評價，不管是純粹財務指標的選取，還是財務指標和非財務指標的綜合，最終都會歸結於以物質財富增長這一企業績效的終極評價。在這傳統的績效評價理念的指導下的績效評價活動，不管評價手段和評價方式如何先進，最終回歸企業管理實踐的績效評價依然是隻考慮經濟結果的績效評價，帶來的也就是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對資源的極大耗費和對環境汙染的冷漠無視。如不對企業績效評價理念績效進行徹底變革，其它任何的努力，都難以徹底解決企業經濟發展中的生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