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筒背後，與丹青獨處
名人
作者：蒙海虹 張珍珍
2014年5月，對於剛剛過完50歲生日的朱軍來說，確實是一個收獲的季節，作為全國觀眾最熟悉的電視節目主持人，他又飾演了人生中另外一個嶄新的角色——畫家。
由中國中央電視台、中國畫學會共同主辦的“杜蘅情懷——朱軍繪畫作品展”於5月17日15時在中國美術館拉開巡展帷幕。10月6日，古城西安的西安美術館也迎來了朱軍繪畫作品巡回展的第三站。參展作品是朱軍近年所作，包括人物、花鳥兩個係列。人物畫以西藏風情人物為主，這是他在西北生活多年內心感受的表達，其中《康巴一家人》更是他對和諧社會以及中國夢的寫意，人物眼神中無不表達出對未來生活的向往。花鳥畫是他對傳統中國文人畫的繼承和創新。同時還有朱軍臨摹中國優秀的傳統作品如八十七神仙卷、永樂宮壁畫、敦煌壁畫等。
朱軍說：“我是西安女婿，來這裏不知道多少次了，但這次不一樣，第一次帶著畫來陝西這個文化大省亮相，就像是來考試一樣。”
《藝術品鑒》雜誌記者有幸采訪了朱軍老師，與他一起笑談主持背後的丹青生活。
：朱軍老師，您好！在我們眼裏，您一直是一個成功的節目主持人，而這次來西安辦畫展，您讓我們看到了另外一個朱軍。作為主持人，您的工作繁忙、輝煌，充滿喧囂；而作為一個畫家，您則需要安靜、平和的狀態。您在這兩個身份中的轉換可謂得心應手，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朱軍：可能在熱熱鬧鬧的場合裏待的時間長了，我的內心就特別渴望那份安靜。人往高處走，可是高處不勝寒。水往低處流，誰知低處納百川。我想要的或者說我更渴望這樣一種海納百川的心態，其實這樣的心態也就是靜得下來，耐得住寂寞的一種心態。對我來說，我特別享受這樣的一種沉靜下來的狀態，它跟熱熱鬧鬧、燈火輝煌的場合是一種互補。比如主持春晚，一定得情緒激昂，飽滿熱情，要調動現場的氣氛。但實際上，你想一下，作為一個具體的操作者來說，這種情緒沸騰後，總要有一種辦法讓他冷卻下來。對我來講，繪畫恰巧是讓我冷靜或者冷卻下來最好的方式。而且繪畫的時候，我不用打擾任何人，直接和宣紙對話。無論什麼樣的情緒，即使垃圾情緒，我都可以宣泄在紙上。
就像在2008年，“5·12汶川地震”發生後，5月18號，中宣部搞賑災義演，那場演出，平心而論，是我主持的所有演出中最累的一場。我指的是心累。因為在演出現場，有很多身在第一線的抗震英雄和受災群眾，他們經過了大悲痛大災難，和我們麵對麵站在一起。就拿蔣敏（汶川地震，最堅強女警）來說，當時，她整個人是飄著的。好像大災之後，所有人的悲痛一下子都沒有了，我問她地震的時候，她的家裏多少人遇難？她說九口人。她的這種平靜反而讓人受不了。所以那場晚會基本上是在台下痛哭流涕後，上台說一段話，然後下台抱頭痛哭，再上台說那麼一段話，特別累。而且義演時間又特別長，一直到十一點四十七分直播時間才結束。本來時間還要長，但因為過了十二點，就是國哀日。國家禁止一切娛樂活動。
我主持完回到家，十二點多，躺床上睡不著，這是我為數不多的失眠的日子，一直到淩晨四點多，還是睡不著，就幹脆不睡了。起來之後，拿起一張紙，我就開始畫，也不知畫什麼，畫筆隨心而走。畫了一片廢墟，然後中間畫了一支鮮花，畫完之後還不過癮，就給上麵甩了很多斜點一樣的東西，然後題了一個名字叫“生命禮讚”。後麵我記錄了一下這個事，大意是公元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及周邊地區發生了8.0級地震，5月18日那天中宣部組織義演，席間宣布19號到21號為國哀日，中國所有省區及駐外使領館屆時將降半旗默哀，船舶碼頭鳴笛、致哀等等。這是中國第一次為她的平民百姓俯下她的頭顱。寫此以記之。畫完了，心裏就舒服點了，一直壓抑的情緒宣泄出來，也放鬆一些，然後躺床上，睡了。所以我覺得繪畫就是我情感的一個出口。
：動靜結合，繪畫和您的工作真的是一個互補。
朱軍：是啊。我幹的是綜藝主持人這個工作，這些節目的場麵都是鑼鼓喧天、燈火輝煌、熱熱鬧鬧的，可以說我幾十年的時光都獻給這樣的場合了。但我的內心，在某些時間，可能更渴望回歸平靜。對我來說，繪畫首先是可以讓我一動一靜、調整自己的最好方式。其次，在繪畫的過程中，就是在所謂與藝術“獨處”中，我很享受，這是一種快樂。而且我發現自己在不斷地變得更豐富，繪畫也讓我體會到“成就”的快樂。所以在畫冊後記《學著與藝術獨處》中，我寫到：“到了這個年齡，所謂知天命之年，我希望把責任留給電視屏幕和真實的生活中，我希望在繪畫的世界裏再做一回少年，信馬由韁，肆意揮灑，按照天馬行空的精神畫出一個我另外的人生。”
：揮毫潑墨，抒發情感，快樂並充實著。
朱軍：對，實際上我的畫就承載著我內心的情感。尤其是畫人物的時候。比如說我畫《母與子》，腦海裏想的就是我的母親。我在想我小的時候，我的母親在領我去看病的路上，花五分錢給我買一碗油茶吃，她自己舍不得吃，吃完後領我打針，然後帶我回家。我的母親即使被生活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她也從來沒有彎下過她的腰杆，她永遠樂觀地麵對生活，這在我的印象裏非常地深刻。我在構思這幅畫的時候，就想讓畫裏的人物背負一個東西，以象征著生活的壓力，但這個東西又沒有把她壓趴下。所以我給畫中的母親身後畫了特別大的一個大筐子，筐子已經巨大到和人物不成比例，尤其放在在現實生活中，更是不成比例的。但我把它放在畫裏頭，旁邊畫一個小孩，別著腳，抓著母親的手，頭依偎著母親，母親看著遠方，帶著慈祥燦爛的笑容。畫好那天，《中國新聞周刊》的社長劉曉青來了，一進門就看到畫牆上那幅畫，站著看了很長時間，真的，我就看著眼淚從他的眼角流下來。他和我同歲，他說看到畫，想到的也是他的母親承受的那種生活的辛苦和壓力。然後他跟我說畫中那個筐子勒在“母親”的肉裏頭，“母親”手墊在筐子那裏的那個感覺，那些細部特別能夠打動他。他看懂了，我很欣慰。這就是我的畫。
：繪畫之所以能成為您表達感情的一種方式，可能和您小時候的一些接觸有關係？據我們了解，您的繪畫，也是有著“童子功”的基礎。
朱軍：“童子功”談不上，但的確接觸比較早。上中學的時候，美術老師對我和班上另外一個維吾爾族同學，可能覺得我們有點天賦吧，比較偏愛，老給我們兩個人加小課。每天下午四點多放學，他就把我們叫到他的辦公室或者宿舍，從畫雞蛋開始，然後畫幾何體、畫石膏頭像，畫素描速寫，就這麼一點一點開始學。我們學校的大禮堂裏有一張毛澤東主席的標準照，就是美術老師帶著我們兩個學生完成的。其實也沒幹什麼，我們畫衣服，就是老師把顏色調好後，我們往上抹。但這件事對於當時還是孩子的我來講，很重要，也很激勵我，就好像那時在我心裏埋下了一個種子：認知繪畫並且喜歡。所以有次書畫頻道的主持人采訪我時，問我：“您拿話筒多少年了？”我說“小三十年了”。他說，“拿畫筆呢？”我說“小四十年了”，他非常驚訝。隨後我說“我還沒說完呢，括弧，如果不間斷的話”。
後來我當兵，從事文藝工作，又從相聲改到主持，整個過程漫長、無暇他顧，把畫筆也就放下了。直到十年前，可能也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吧，性情慢慢穩定下來，包括家庭、生活、事業等等，基本都穩定了，又開始拿起畫筆了。
：這個階段，您臨摹了大量的傳統繪畫作品，並以國畫作為自己主要的創作形式，這裏麵是否包含了您對中國古代文人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朱軍：不敢這麼說。我並不是有意的要追求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我是覺得經常繪畫，這樣一種生活狀態，讓我很愜意。我畫畫，是因為我感到愉快。當我坐在書案前麵欣賞我完成的作品，我會覺的“哎呀，畫了這麼一張好畫，這一天真沒白過”。繪畫就是這樣能給我以愉悅。
：在這個臨摹的過程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也就是說，中國傳統畫作對您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