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眼裏的鄧小平
曆史寬帶
作者：朱又可
“鄧小平的貢獻在於他成功控製了開放的進程。”2012年1月18日，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在完成了900頁的《鄧小平》後，花了10年時間寫作的《鄧小平》（《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獲得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萊昂內爾·蓋爾伯獎（Lionel Gelber Prize），該獎授予最佳英語外國事務非虛構著作。2000年，70歲的傅高義從哈佛大學退休。他1961年開始在哈佛學習中文和中古曆史，在哈佛有著“中國先生”的稱號。1972年他作為費正清的繼任人，成為東亞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選入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一直是受中國政府重視的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
成為美國最有名望的“中國通”之前，傅高義首先是個“廣東通”。傅高義寫過兩本關於廣東的書：《共產主義下的廣州》和《先行一步》。
傅高義自費采訪以保證獨立性，從1987年6月到12月，傅高義在廣東實地調查70多個縣，1988年夏季，他又調查三周，1988年底脫稿。《先行一步》是外國學者研究、報道中國改革的第一部書。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多克·巴涅特評論：“這本書描繪了鄧小平時代所邁出的冒險的一步”。
沒有用保密的情報
2000年，傅高義從哈佛大學退休。傅高義認為當時是研究鄧小平的最佳時間。因為很多基本的年譜材料已被整理和發表，很多回憶錄已經出版，此外，他還有後來的曆史學家無法利用的機會：他能跟鄧小平的家人、同事以及這些同事的家人交談。
雖然有關於中國的兩本書墊底，但寫鄧小平並非易事。1920年代鄧小平從事地下工作時，就學會了完全依靠記憶力。“文革”期間批判鄧小平的人想搜集他犯錯的文字記錄，結果一無所獲。鄧小平的大多數談話或會議發言都不需要講稿，這是研究鄧的學者都會遇到的一個挑戰。
傅高義唯一遺憾的是他從來無緣與鄧小平本人交談。他最接近鄧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1月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的招待會上，來自政界、媒體、學界和商業界的中國專家齊聚一堂，慶賀美中兩國正式建交，當時他離鄧小平隻有幾步之遙。
傅高義知道有人認為鄧小平“獨斷專行”，“但故事的另一麵，他讓一個貧窮受苦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成功的國家，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帶領中國與世界接軌。所以想要公平地看鄧的貢獻，就需要公正地看待他的強硬。我很難想出在20世紀還有其他領導人像鄧小平一樣為如此多的人做出了如此多的貢獻。”
傅高義認為最有助於理解鄧小平複出前他個人思想的著作，是鄧榕（毛毛）寫的兩本書：《我的父親鄧小平》和《鄧小平：“文革”歲月》。“她在書中描繪了一個十分正麵的人物形象。”傅高義說，子女對父親通常都會“說好話”，他得在不同講述人對同一事件的記述中加以比較。
研究鄧小平的英文版著作為傅高義提供了很好的起點。1984年至1988年任英國駐華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斯根據自己和鄧小平的會談以及英國政府文件，寫了《鄧小平和現代中國的形成》一書，此書主要涉及鄧小平在1973年以前的經曆。
理查德·鮑姆的《安葬毛澤東》（Burying Mao）利用了1994年之前的中國資料和香港分析家的著作。傅高義則極少使用香港的報道，因為很難核實它們的信息來源。
麵對浩如煙海的資料，傅高義慶幸有兩位得力助手，一位是任意——任仲夷的孫子，另一位是竇新元，曾在廣東省經委工作多年。他們花了一年以上的時間專門收集大量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