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錄
作者：杜 光
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也有不容忽視的缺陷。社會在繁榮富強的表象下，潛伏著深刻的危機。中國改革發展到今天，極有必要回頭省思存在的問題，以尋求更好的發展路徑。
一、中國改革缺乏明確的目標模式
為把改革引上健康發展的軌道，首先應該對改革30年來的成敗得失，進行必要的總結，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我認為，改革過程所出現的許多失誤和缺陷，原因雖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沒有找準改革的目標模式。
當然，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是不可能有什麼明確目標的，因為它起初並不是人們自覺選擇的結果。“文化大革命”把中國社會拖到全麵崩潰的邊緣。人民公社社員為了活命，冒著生命危險實行包產到戶。當時有所謂“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裏”的民間諺語，就因為當時主持四川和安徽工作的領導人，對包產到戶采取了允許試驗的寬鬆政策，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裏，卻明確規定“不許包產到戶”。在幾個月後的一份文件裏，還說包產到戶“是一種倒退”。1979年9月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仍然強調“不許分田單幹”，但同時允許“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獨戶”，可以包產到戶。從1980年開始，包產到戶才逐漸得到普遍的認可，並美其名曰農業生產責任製；1981年底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還承認它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這個過程表明，作為經濟體製改革源頭的農業體製改革，是農民的改革實踐一步步地推動著領導人的改革意識，當然談不到什麼目標模式。
農村的經濟體製改革在使農民豐衣足食之餘，還析出富餘的勞動力和十分有限的資金，於是出現了最初的私有經濟實體——攤販、遊商、個體工商戶，以及小規模的村辦企業、鄉鎮企業。在城市裏，大量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回到城市，為了生活，也擺起了小吃攤、維修點、理發鋪、雜貨店等等。鄉村和城市的這些經濟細胞，突破了所謂的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統天下，為市場經濟爭取到了最初的陣地。胡耀邦主持推動的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則為新生的商品經濟提供了寬廣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使它得以迅速在全國城鄉蔓延開來。
市場經濟的萌芽和成長，使得死氣沉沉的社會經濟生活變得生氣勃勃，使執政者的目光越出了結構調整、綜合平衡、管理體製、關停並轉等單純計劃經濟的框框，承認商品市場和個體私有經濟的積極意義。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經過十年的改革跋涉，市場經濟終於獲得了它在社會發展中的應有地位，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為市場經濟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語，反而模糊了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
在政治領域，由於“文化大革命”對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摧殘迫害，官方和民間對改革政治體製、建立民主政治，都有殷切的期待。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願望。這個報告提出要肅清官僚主義、家長製、權力過分集中、領導職務終身製等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但是，由於這些改革的實施觸及“四項基本原則”，所以報告過後就偃旗息鼓、無聲無息了，當然也就談不上什麼目標模式了。
二、應當確定什麼樣的改革目標？
要確定改革的目標模式，首先要認清改革的性質，弄清楚為什麼要改革？
當人們從“文化大革命”的厄難中蘇醒過來的時候，大家普遍意識到，導致文革悲劇的體製，無論如何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十分明顯，50年代中期經過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所建立起來的社會製度，絕對不是社會主義製度。
按照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名言：“一個社會製度，在它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充分發揮出來之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生產關係，在它借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在母胎裏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社會上五種經濟成分同時並存，任何一種經濟成分的生產力都沒有充分發揮出來；而產生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物質條件，連影子都沒有，更談不上成熟。也就是說，50年代的中國，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的條件。毛澤東自己就曾經說過：“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沒有“經過民主主義”，就到達的社會主義，怎麼可能是社會主義呢？
經過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國，像蘇聯共產黨人反省的那樣，經濟上壟斷了生產資料所有權，政治上壟斷了國家權力，在文化領域壟斷了真理裁判權，公民權利受到全麵侵犯。體製改革的曆史任務，就是要改革這種缺陷明顯的體製。這也是一百多年來的反專製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在現階段的主要形式。
但是，受斯大林主義的影響，我們還是把中國社會看做是社會主義社會，把改革說成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同時又承認：“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還搞不清楚”(鄧小平語)。讓“還搞不清楚”的東西去“自我完善”，就隻好“摸著石頭過河”。
“摸著石頭過河”反映了改革指導思想的悖論：改革的曆史任務是要革掉行政權力全麵控製社會的專製主義的體製，而改革者的思想卻又把這個體製看做是社會主義體製而加以維護。這個矛盾貫穿於30年的改革全過程，也是改革中的一切缺陷的總根源。
這個矛盾還表現在“不爭論”的提出上。所謂“不爭論”，就是不要去爭論改革究竟“姓社”還是“姓資”。極左派攻擊改革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隻要走不出斯大林主義的陰影，爭論起來，改革者就必敗無疑。這才有“不爭論”的大政策。
其實，改革派的領導人隻要離開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高舉我前麵引用的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名言，理直氣壯地宣告改革就是民主主義革命的繼續，是為了“到達社會主義”而必須“經過”的民主主義，就可以駁倒極“左”派的責難。
理解了改革的性質是現階段的中國民主革命，它的目標是要革除專製主義的體製，我們就不難確定改革的目標模式，那就是：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
三、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經濟市場化
市場經濟最主要的特征是自由競爭。亞當·斯密在他的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裏指出：“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該完全自由，讓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其資本，和任何其他人和其他階級相競爭。”
自由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本質所在，也是它得以不斷創新、不斷發展的活力的源泉。因為有競爭，所以企業經營者必須不斷改革經營方式，革新生產工具，改善技術條件，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勞動效率，以求在同行業中出奇製勝，從而獲取更多的利潤，並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沒有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受到非經濟力量幹預、控製的市場經濟，則會製造競爭者之間的不平等，違反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使市場經濟處於一種病態的無序狀態，甚至出現劣勝優汰的現象，阻礙生產力的正常發展。
當代中國的市場經濟，主要是由兩股經濟洪流彙集而成的，一股是在個體戶小生產的基礎上迅速發展壯大起來的民營經濟，一股是由台港澳和外國投資者興辦的經濟實體。至於國有經濟，從一開始就同市場經濟若即若離。所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形態，實際上是由市場經濟和壟斷經濟兩大板塊構成的。經濟市場化，就是要使市場經濟成為統禦整個經濟領域的經濟形態。
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營經濟的繁榮。而民營經濟30年來的發展軌跡卻表明，它幾乎無時無刻不處在壟斷經濟和政治權力的擠壓之下。許多企業家被迫討好權貴官僚和壟斷企業，以求改善企業的生存環境。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通稱“36條”)，為民營企業打開了進入壟斷行業的大門，但在國有壟斷企業和有關利益集團的阻撓下，民營企業要進入壟斷行業卻困難重重。有人把它形容為“兩門”現象：一是玻璃門，看得見，進不去；一是彈簧門，好不容易進去了，卻被彈了出來。時過5年，不久前國務院又發布《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幾點意見》(被稱為“新36條”)，再次強調允許民營企業投資壟斷領域，改善他們的融資條件，但這個文件是否能夠切實貫徹，恐怕前景未可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