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是中學輔導員
任誌強和王岐山的交情從他的中學時代就開始了。至今，“任大炮”仍是輔導員王岐山口中的那個“老四”。
上初一時班上的輔導員是姚明偉，姚依林的大兒子，高三後他去了越南學習，中間由蔣小泉接手過一段時間。再接下來就是王岐山了。當時他上高二，是陪伴我們時間最長的輔導員，從在校學習到上山下鄉，再到北京工作，我都跟他保持各種各樣的聯係。至今他還會偶爾在半夜打來電話，我們經常一聊就聊很久。
滿15歲之後我要退出少先隊了，岐山找我談話，讓我寫申請，申請加入共青團，但我的注意力卻被小學沒有的籃球、足球、排球所吸引，以致我最終和共青團擦肩而過。這件事讓岐山至今耿耿於懷，數次見麵都跟我一再提起，而這一步之差，對我的後來也影響深遠。
我複員之後再一次相見時，王岐山已經是農研室（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杜老的手下了，後來王岐山先後擔任中農信（中國農業發展信托投資公司）總經理、體改委副主任，建行行長等職務，我們都有許多接觸，記得在郭莊插隊的全體同學還曾專門到他家進行了一次聚會。
2003年“非典”爆發，王岐山接替孟學農出任北京市市長。疫情警報解除後，兩人的軌跡在工作中有了重合。
“非典”之後幾乎所有的市場都因這種怪異的傳染病而冷卻了，人們無法聚會，不敢逛街和消費，不敢外出和旅遊，連投資和生產都下滑了。
在這種情況下，孫安民副市長主持召開了企業經濟發展座談會，就是想改變經濟下行的被動局麵。王岐山回京後與我的第一次見麵就在這次座談會上。
領導講完話後是企業家發言，王市長點名讓小潘（編者注：潘石屹）發言，小潘上不了大堂，一看見市長坐對麵就開始結巴，我隻好打個圓場，搶先發言。我提出應維護市場的穩定，政府應有誠信，並提出了一些問題和現象，發完言後，我說後麵還有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會，就不等王岐山講話先告假離席。
會後小潘打來電話，對我抱怨了一頓。小潘說：“你走了之後，王市長將火都撒在了我頭上，說‘開發商真不講理’！你發完言就走，也不聽市長說什麼。王市長說，‘革命是拿刀革別人的命，而改革則是自己革自己的命。當年我帶著你去延安插隊，就是去尋找革命的真理’。”
我不知道小潘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但我打斷了小潘的話：“上山下鄉是毛主席的一揮手，怎麼是他帶領我們去插隊呢？”總之，小潘受了一肚子的氣，向我抱怨了半天，此後這成為了小潘專門用來打趣我的一段閑話。
一段時間後市長的秘書周亮打來電話，說王岐山讓我到他的辦公室去一趟。多年不見的我們聊了半天舊情。岐山在學校時就是佼佼者，上山下鄉時是負責人之一，好像還是團支部書記。
數年後，岐山的官越做越大了，（我們）見麵的機會也越來越少。
汪洋被“堵”住了路
2003年7月，國務院決定就房地產的發展發一份文件，於是向各方征求意見。正是在一次內部座談會上，任誌強“邂逅”了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汪洋。
那天我接到中國房地產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顧雲昌的電話，通知幾天之後建設部要召開座談會，並傳給我一份文件的草稿，要我提出意見。
幾天後，我接到正式通知到建設部參加座談會，討論這份文件。到了會議室才知道，這份文件不是建設部的文件，而是國務院的文件，參加座談會的有建設部的汪光燾部長、劉誌峰副部長、謝家瑾司長等人。主持會議的是國務院副秘書長汪洋，工作人員是國務院二處的人員。會議現場發了一份印有“機密”兩字的文件草稿，明確要在會議之後收回。
汪洋不但認真地聽取了發言者的意見，還仔細地詢問提出這些修改意見的理由，而不是擺出官大一級壓死人的強詞奪理。
座談結束時，汪洋副秘書長談道：各位的意見都很好，現有的政策中確實存在許多問題，並有許多尚未明確的內容，政府會認真地研究各方提出的修改意見，但現有的發展條件和各種不同的意見很多，最後的文件也許仍然是個各方妥協的結果，因為許多改革的配套條件尚未具備，還需相關部門的配合。
我能感覺到他的態度是誠懇的，也是對參加座談會的人員的一種尊重。
幾周之後，《國務院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簡稱“18號文件”）正式發布了。“18號文件”確實與座談會中的許多意見有差別，但與原稿相比做了大量的修改，聽取了座談會的許多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