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7 樂於付出
“沒有什麼非黑即白的事”
我十來歲時，和妹妹們住在加拿大，每年暑假就回到中國台灣和父母在一起。有一個特殊的暑假經曆讓我至今印象深刻。我和妹妹們對那些勾引已婚男人，使其家庭破裂的舞女感到很厭惡。當我們和母親說到這些時，她卻說，世上很少有非黑即白的事。
但我跟母親說假如我是一個舞女，我就運用自己的聰明頭腦去刻苦學習，然後獲得一份誠實的工作，而不是幹這種貪圖安逸的生計。母親沒有和我爭論或試圖改變我的想法，她隻是帶我們到地下舞廳走了一趟，這次經曆使我永生難忘。母親花錢請了三個舞女，請她們和我們一起在舞池裏跳舞，在吧台給她們買飲料，然後和她們聊天。
我相信一般人看到這樣的場麵都會驚訝：一個穿著時尚的中年女性帶著三個麵容稚嫩、看起來天真無邪的少女走進舞廳，又請了三個舞女，隨後在迪斯科燈光下少女們和衣著暴露的年輕舞女跳起舞來。跳完舞，年輕舞女的好奇心也被點燃了：既然這三個小姑娘也都會跳舞，為什麼還要花錢請我們跳？我們喝著母親給我們所有人買的飲料，在她們詢問我們的背景時，我們也問了她們的生活，於是很快成了朋友。
通過第一手調查，我明白了母親所說的“很少有非黑即白的事”意味著什麼。其中有個舞女要供比她小兩歲的弟弟讀大學。她很自豪於弟弟既聰明又刻苦努力，相信他總有一天會成為受人尊敬的成功者。她告訴我，既然她家不能供她上大學，而她又沒有其他技能賺錢來供弟弟上學，那做舞女對她來說就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另一個女孩的母親遭遇到工傷事故，舊傷未愈，急需進行手術。可她父親隻是個臨時工，他們也沒有什麼富裕的親戚可以借錢，於是她向舞廳借了一筆錢來支付母親的手術費，並計劃等欠債還清後重返校園。
第三位姑娘來自一個充滿暴力的家庭。她父親酗酒，經常毆打她和母親。她寧可在城市裏明亮的燈光下跳舞，也不要在家裏那種緊張和悲傷的氣氛下生活。
這次地下舞廳之旅是我在服務領域受教育的起點。那天，我的同情心被激發起來，希望母親幫這些女孩逃離她們身處的環境。母親告訴我，在這裏工作的每個人都有一個感人的故事。我們有足夠多的錢幫助她們所有人嗎？我們怎樣選擇哪個人更值得我們去幫助？隻有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我不再看不起她們了，或是認為她們隻是一些壞人或懶鬼。
事實上，我對這些舞女有了新的敬意，因為我不知道如果我處在她們那樣的境遇，我是不是會有同樣的決定。
動機比結果更重要
我的母親在“服務和施與”方麵一直都是我的榜樣和導師，因為她總是不斷探察我服務他人時的動機，她會問我：“這個動機正確嗎？”我富於同情心，然而，同情心的另一麵就是所謂的“救世主”情結，把自己當作不可或缺的、高人一等的人，試圖“拯救”那些需要我去拯救的人。在服務領域長時間學習後，我發現施者與受者之間的界限已經日益模糊，正如助人者與受助者之間的界限一樣。讓我們的孩子培養同情心和社會正義感的確重要，但同時我們必須走得更深更遠一點，明智地引導他們這份同情心。
在我讀中學的時候，我覺得幫助別人是很單純的事，因為那時候沒有什麼看得見的回報。隨著高校傾向於更重視那些一直投入時間和精力幫助別人的人，因為這證明了申請者的好品格，可以給他的“CQ”（品格商數）加分，這一美好的事正逐漸變得複雜。
在大學申請過程中負責指導學生的中學顧問們會鼓勵學生做一些社區服務的工作，讓他們的大學申請表看起來更有社會責任。在國際學校就讀IB課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的學生，要獲得畢業文憑，必須履行150小時CAS（創造、行動、服務）的任務。
這種趨勢讓更多年輕人開始從事誌願者服務，也獲得了服務機會。但與此同時，一些年輕人卻常常不加選擇地參與社區服務，以此來滿足學校的要求，而沒有真正利用服務的機會，為他們的心帶來真正的轉變。法定的或要求的服務使得服務行為本身變成了一項義務，失去了它真正的意義和目的。
北京四中的校長劉長銘說四中的老師鼓勵學生自己組織起來，去幫助社會上那些不那麼幸運的人，而不考慮此類行為能否帶來個人利益，想以此在學生身上培養社會責任感。他還告訴我，在看到高中學生自我組織起來去籌款幫助貧困地區的失學兒童，在他們的美國大學申請和高考全部完成之後繼續去貧困的地區義務支教時，他特別開心，因為這顯示出學生們這麼做，不是帶著功利性的目的，並沒有考慮額外的獎勵分。
貧窮精神
我們在美國生活時，我先生麵試過一個申請MIT的亞洲男孩，他真是太棒了。這個男孩從八年級開始自修大學課程，而且成績優異。他多才多藝，帶來一些油畫作品，美得令人驚豔稱奇。除此之外，他還是個優秀的運動健將，曾代表他的學校參加全市的田徑運動會。他父母為他付出了很多，從亞洲移民到美國，因此他可以利用在美國獲得的大量機會和資源，從藏書豐富的公共圖書館到最高水平的運動器材、音樂和藝術工作室，還有來自社區、對他關愛有加的教練和老師。
麵試過程中，他提到所有曾經幫助他發展才能的優秀老師，他們個個都不相同。我先生就問他：“那麼，你為此做了什麼回報呢？”這時，他尷尬地沉默了。回報他人的問題他從沒有想過。他和家人沉醉於在這裏獲得許可，享用所有免費服務，忘記了或者忽略了這些服務是很多人花了大量成本才免費提供給大家的。
一位睿智的長者曾稱這種現象為“貧窮精神”：龜縮在他們過去的貧窮狀態裏，因此不能慷慨大方起來，甚至在他不再貧窮後依然難以變得慷慨。你可以在一些富有的大亨身上發現這樣的精神狀態，他們從不為慈善事業捐獻任何東西，寧願選擇在浮華的名利場中揮霍財富；有些白領女子也是這種精神狀態，她們收入頗豐，但生活得沒有安全感，唯恐有人騙走辛辛苦苦賺來的錢。這兩者都活在精神的貧窮狀態裏，在他們事實上已經富足之時，卻好像沒有足夠的資源與他人分享。
不服務他人的人容易被歸為自私的人，他們和那些出於錯誤的動機去服務他人的人一樣危險，隻是沒那麼明顯。比如，當一個富商從一個大包裏掏出許多捆現金，然後在閃光燈和攝像機前麵，一捆接一捆地往捐款箱裏堆，令人不由自主地要懷疑他捐錢的真正動機：是為了讓自己看上去很好，還是真心幫助受難者。
還有一個商人資助一個窮困的男孩上大學，當他認為沒有得到應得的感謝後，居然要起訴那個男孩，要求退還資助的錢。施與和服務他人的動機經常會混亂，所以一定要徹底誠實地檢查內心的動機，確保它們不會在服務別人時左右我們，並誘惑我們陷於更糟糕的境地。
逃脫“救世主”情結
曾經，“救世主”情結迫使我努力做超人，來“拯救”那些正與抑鬱或沮喪相抗爭、無法保住工作的人。
在我為一位朋友投入一整年的時間、大量精力和金錢之後，她不僅沒能讓自己恢複過來，反而繼續其混亂和絕望的生活。我對自己很失望，繼而對她也很失望。我希望她能實踐我的建議，當她做不到的時候，我就很不高興，試圖控製她、指揮她應該過怎樣的生活。
當我意識到，我隻是讓她依賴我而不是在幫她靠自己站起來時，我不得不承認我的“救世主”情結已經阻礙了她。我很沮喪，因為付出得不到想要的結果。然而我終於發現，我對她的幫助是有條件的。我服務他人，其實是在服務自己，服務於我渴望被需要、被認可、被感謝的內心需求，以及自我滿足，而不是真正關心她的需要。
於是我開始思考我母親的做法，她怎樣堅持不懈地匿名資助窮苦孩子上學。我問她為什麼不想要她的接受者知道是誰在幫助他們，她告訴我，她最討厭在幫助一個有需要的人的同時，還要張揚自己。要張揚自己就用同樣的錢去給自己登廣告，不要利用一個陷入困境的人去做這樣的事，要把兩個無關的事情分開。
因為母親親身經曆過這樣的事情。戰爭期間她家一度窮困，但始終努力奮鬥以保持尊嚴，所以她明白讓想要幫助的人保持其尊嚴是多麼重要。在我們服務社會時，匿名對我們的動機是一個巨大的考驗，也是在服務中訓練自己的強大方式。
承認我們的弱點
我想對服務而言，最好的動機就是意識到自己的弱點和局限。約翰·奧特伯格在其著作《你一直想要的生活》裏說道：
我們受召喚而服務他人並不是因為其他人需要我們的服務，而是因為當我們服務時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的事情。我們可以在歐內斯特·科特茲的佳作《匿名戒酒協會史》中發現這種區別。
在清醒後不久，比爾·威爾遜——在匿名戒酒協會的傳說中以“比爾·威”（Bill W）著稱——意識到自己又要重新陷入酗酒的泥淖。絕望之下，他設法找到另一位酗酒者——鮑勃醫生，向他傾訴自己的故事。最終，鮑勃醫生也從沉醉中清醒過來，並和比爾·威一起成了匿名戒酒協會的聯合創立人。
但比爾·威明白，他說出自己的故事的主要動機並不是要救鮑勃醫生，而是假如他不對外說出而憋在心裏的話，他就會再次陷入酩酊大醉的狀態。比爾·威明白，這不是因為他堅強而鮑勃醫生脆弱，所以他才能幫助鮑勃醫生。比爾·威能夠幫助他人，是因為他自己本身脆弱，而在幫助他人時，他獲得了力量。
真相逐步深入。當匿名戒酒協會出名後，比爾·威開始接受采訪，作為這一組織的“創立者”開始聲名鵲起。逐漸地，他變得過於忙碌，開始忽視自己的家庭，但他卻告訴自己，所有酗酒者需要他。朋友們就將他拉到一邊，對他實話實說：“你正走在死亡之路上。你認為你自己獨一無二，異於常人，而這是典型的酗酒者思維方式。”
像比爾·威一樣，我們不得不清醒地意識到我們並非超人。我們必須擁抱自身的局限。而這正是力量迸發的源泉……我們必須因為自身的脆弱而服務別人。我們幫助別人的理由不是因為我們堅強，他們需要我們，而恰恰是因為如果我們不幫助他們，我們就將如一座絕望的廢墟而終此一生。
匿名戒酒協會堅持匿名，不僅在於作為酒精中毒者的人們可以參加匿名戒酒協會的聚會，又不對外界暴露真實身份，還有一個附加的理由就是，沒有誰被許可把匿名戒酒協會當作個人獲取聲名的工具。創立者深刻意識到聲名對人的致命誘惑。唯一途徑就是保持酗酒者之間的同感而彼此幫助。
若幹年後，一位長者告訴我，我能提供有效服務的最佳領域正是我弱點所在之處。現在我開始理解為什麼母親能夠高效地幫助窮人，因為她過去曾與貧困艱難鬥爭過，所以能設身處地地為窮人著想。她明白貧困在什麼地方用什麼方式傷害他們，因為她曾經體驗過同樣的痛楚。在幫助他們的時候她也得到了幫助，因為她源於貧困的痛楚得到了救贖。
當你開始踏上服務他人的旅程時，你可能也會引導你的孩子養成一種服務他人的生活方式。隻有當我們的社會是由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和關心弱者及貧困者的公民組成時，我們才會擁有一個真正人性而文明的社會。
全家一起做慈善
有些父母朋友對我說，他們很願意和孩子一起去服務他人，隻是平時工作忙，社交圈子有限，不知道有什麼地方需要他們幫助，尤其是他們的孩子也能參與服務的地方。在這裏我提供一些主要服務孤殘兒童的慈善機構和聯係方式。在全國這樣的慈善機構還有很多。
2.3.8 過度安排時間
時間壓力和同情心
《聖經》裏有一個著名的“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有人問耶穌“好鄰居”的定義是什麼，耶穌就用一個祭司的故事作答。祭司從一個受傷的人身邊走過，但沒有幫助他。一個出身低微、遭人蔑視的撒瑪利亞人（被認為是“低級種族”）卻停下來，給那人包紮傷口，帶他到旅店，並付錢請人繼續照料他。誰真的愛他的鄰居？答案顯而易見，是撒瑪利亞人。
美國一所大學決定給這個故事做一個有趣的變形處理，以測試他們的理論假設：時間壓力會對人施予同情的能力產生巨大影響。
他們請三個背景相似的人就“同情”這個論題準備一次麵向100名大學生的演講。這三個人都是頗受尊敬的老師，被他們的同事推舉為“好人”和“有同情心的人”。這三個人都被要求在某個時間到達演講中心。設計這場實驗的人把一個演員安排在通往演講中心的路上，這個演員扮演一個遭到搶劫、身負重傷需要行人幫助前往醫院救治的角色。第一位老師在眼看就要遲到了的時候遇見這個人；第二位老師在他隻剩十分鍾就要演講時遇到這個人；而第三位老師在離準點演講還有整整一個小時的情況下遇到這個人。一台隱蔽的攝像機拍下了這三位老師的反應。
記錄下來的反應表明：人越忙碌，他所能回應的同情就越少。正如預計的一樣，第一個人跑著都已經遲到了，他甚至都沒有停下來問問發生了什麼事就急匆匆跑開了，而第三個人由於時間寬裕，就幫助受傷者趕往了醫院。
我們患了忙碌病
我發現，日子過得越忙碌，我越容易生氣，越不耐煩，就越不願意停下來聽孩子說話。忙碌的狀態破壞了我的判斷力，使我一門心思隻顧忙自己的事，從而傷害到別人，這經常使我在事情過後再用額外的很多時間來修複被損壞的關係。科技的進步，給我們的生活增加了更多的忙碌，而不是放慢生活的步伐。似乎整個世界都患上了忙碌病，我們的心態不再平靜、豐盈。更為悲慘的是，我們正在把這種致命的病症傳給孩子，他們的生活被過度安排，幾乎沒有餘暇思考、遊戲或是與自己的內心世界對話，更別提培養同情心了。
我發現，搬到北京後，兒子幾乎無法和當地學校的朋友一起玩耍，因為這些孩子的周末都塞得滿滿的，包括鋼琴課、英語輔導、繪畫學習、芭蕾課程、奧數輔導等。隻有兩三歲大的孩子就已經開始學習音樂課程或上英語輔導班了。
鄰居家有個男孩，和我的小兒子關係很好。一個周六的早晨，我走出家門時，遇到鄰居帶著兒子出來。我邀請這個孩子過來和我孩子一起玩，他父親搖搖頭，說小孩有課。我問孩子在學什麼，他回答說，早上有三個小時的英語課。我笑著告訴他，如果他的兒子過來和我的孩子玩，他們玩的時候，彼此說的都是準確無誤的標準發音的英語，這樣與坐在高額學費的輔導班前排，反複練習枯燥的英語對話相比，他的孩子可以更快樂。
過度安排時間和“優秀學生”
過度安排時間的結果，就是培養出一代考試機器，他們知道全部的正確答案，但依然很迷惘。我麵試過一個重點中學的優秀學生，他的情況就是如此。
他是帶著近乎完美的SAT分數和極其出色的成績而來的。他的成績足夠被保送上任何一所中國名校。在我花了一點時間讓這位相當緊張的學生放鬆下來之後，我問他學習之餘最喜歡做什麼。他咯咯直笑，然後告訴我，他沒有任何時間做其他任何事，但他很喜歡吃東西，因為學校的自助餐廳提供的食品很可口。由於這個問題沒有引出另一個話題供我們討論，我就問他計劃如何過春節，試圖找到另一個交流話題。他告訴我，他的學校不允許他回家過春節，因為他需要準備高考。這個問題又進了死胡同，沒法繼續。
那麼，他在讀書之外還有什麼興趣愛好嗎？我從他的申請材料中看到他幾年前拉過小提琴。他告訴我，因為學習壓力太大，他母親就不讓他繼續學習小提琴了，雖然他很喜歡拉小提琴。由於練習中斷，他的小提琴水平下降，也就不值得繼續培養下去，他也沒時間去了解他喜歡的那些作曲家。我展開交流的努力最後隻能以這樣一個問題結束了——展望未來，你希望在學校學習到什麼？他一臉茫然，神情緊張，最後他告訴我，他沒有時間考慮這個問題，不過，在家和學校之外，他唯一有時間看到的世界就是上學路上的建築，他想他可能願意學習怎麼建造那些漂亮的建築物。
至此，我對這位年輕的男士毫無羨慕之心，隻剩下同情惋惜。擁有如此優秀的學習潛能，卻不知道引導這種潛能去往何處，這實在太可惜了；擁有如此之多的知識，卻幾乎毫無自知，這實在太遺憾了；擁有如此高的成績，卻完全不懂得其他東西，這實在太不幸了。
我的教訓：設計課的比賽
讀大學時，我有一個深刻的教訓。我讀大學低年級期間，上了一門設計課。這門課最後的項目是一場比賽，占這門課成績的一半。學校給每個學生發一個標準的“舊物箱”，裏麵裝有棒冰杆、大小不一的空衛生紙卷筒、發動機、齒輪和其他舊物。這項比賽每年都有不同的目標或招數，每個學生都需要用那個舊物箱裏的東西設計一個機器，用來和同學在比賽中競爭，直到最後的勝利者誕生為止。前三名獲勝者將贏得一家優秀的玩具公司提供的工作，同時在班裏自動獲得“A”的好成績。在我參賽那一年，球場兩端由兩個平台構成，每個平台離地45厘米高。我們的機器就是要從平台降落到球場上，把一個紅色的乒乓球推到球場另一邊。在比賽中，成功地超過對手把球推過中線的人，就是獲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