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吉所言不虛，當今社會日益彰顯的迫切需求便是重構教育教學方法。為此項革新奮鬥，即為人類複興而奮鬥！
我的本意並不是打算寫成一本科學教育學專著。這些筆記尚不完善，也很樸實，隻為將有趣的教育經曆呈現給大家。這一教育經曆開啟了新方法的實際應用之門，使其在不改變思辨原理的基礎上，更加有效地在教育中運用科學實驗。
多年來，一直存在這樣觀點：教育應當摒棄純粹的空想，而應像醫學那樣，將自己的理論根基建立在實驗結果的基礎之上。從韋伯（Weber）、費希納（Fechner）到馮特（Wunde）和比奈（Binet），生理心理學或實驗心理學已經演化成了一門新科學。這門新科學似乎注定要為新教育學提供基礎，正像老派形而上學心理學為哲學教育學提供“裝備”一樣。同時，形態人類學（Morphological Anthropology）在兒童生理研究中的應用，也成了新教育學發展的強大助力。
然而事實上，科學教育學（Scientific Pedagogy）體係卻從未構建起來，也沒有人給它下過明確的定義。我們經常談論的隻是一種模模糊糊但在現實中尚不存在的概念。
若幹年前，意大利曾興起過所謂的“科學教育學學校”（Schoolsof Scientific Education）。這些學校是由頗有閱曆的醫生創建的，目的在於用新教育方法培訓教師。
這些學校取得了巨大成功，贏得了全意大利教師的讚許。甚至在新理論從德國和法國引入意大利之前，意大利人類學家就已經令意大利的教師著迷於仔細觀察不同成長階段的兒童，並率先采用了精密的測量工具。例如，塞吉（Sergi）用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不遺餘力地四處傳播一個理念：
通過科學觀察尋找教育體係的革新途徑。塞吉常說：“在當今社會，重構教育法、授課法已然刻不容緩。為此而奮鬥，即為人類複興而奮鬥。”
塞吉的作品後來彙集成冊，名為《教育與訓練》（Educazioneed Istruzione）。
這本書登載了他在推進新教育運動過程中的一係列演講和大會發言。
數年來，我一直在為一種人類訓練和教育的理念而奮鬥，我思考得越深入，就越深信它對人類教育是有用的。這個理念是：要通過自然的途徑達成目標，我們就必須通過對人類，尤其是對兒童的觀察，收集大量、精確的數據，而我們的教育和文化必須建立在此基礎之上。
真正的教育，雖然並不在於測量頭圍、身高之類的項目，但這類方法卻指明了通往教育的途徑。因為我們不可能對沒有直接了解的對象施行教育。
在書中，他聲明：他堅信人類複興之路就藏在以教育人類學和實驗心理學為指導，對受教育者進行的係統研究之中。
塞吉的理論讓人確信：一旦通過實驗法了解了個體，教育的藝術也自會水到渠成。然而，這常常令塞吉的追隨者感到困惑，使他們常常對兒童進行實驗研究和對兒童進行教育相混淆。因為對兒童的實驗研究看似正是實現兒童教育的途徑，因而教育人類學被冠以“科學教育學”之名。他們高舉著“個人成長記錄表（BiographicalChart）”的旗幟皈依新體係，深信一旦學校揚起這麵“戰旗”，便會大獲全勝。
因此，在所謂的“科學教育學學校”，不過是指導教師掌握人類學測量方法、使用感官測量工具，並學會收集案例。這樣，一支科學教師隊伍就算培養完畢。
實際上，其他國家的情形也大同小異。法國、英國，尤其是美國，紛紛在小學開展了人類學和心理教育學研究，幻想人類學和心理測量學能引發學校的變革。
在後來對個體的研究中，也出現了相同的趨勢——始自馮特的心理學，繼之以比奈的測試——但這種含混不清的現狀並未改變。甚至這些研究幾乎從未交給教師來開展，而是醫生在主導。通常，醫生們對醫學研究的興趣遠勝過對教育的關注。他們尋求的是對實驗心理學或生理測量學有所貢獻，而不是在我們期待已久的科學教育體係的基礎上組織工作、整合研究結果。簡言之，人類學和心理學從未真正用於學校的兒童教育，也從未培養出真正達到科學家水平的教師隊伍。
然而，教育的進步要求二者在實踐和理論層麵實現真正的融合。這種融合將把科學家直接帶入教學這一重要領域，也能提升教師當下較低的教學水平。為了實現這一崇高的理想，羅馬建立了一所教學大學（UniversitySchoolofTeaching），期盼將教育學從哲學的二級分支的從屬地位，提升為一門像醫學那樣的獨立科學，並涵蓋廣泛的教學領域，如教育人類學和實驗心理學等。
這些學科繼續各自發展，而教育學仍停留在舊的哲學體係中——它萌生於此，卻無人過問，聽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