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學淵源 垂裕後昆
大家風采
作者：陳沫吾
陳沫吾：陸象山教人首在做人，他說過：“某這令縱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令尊大人怎麼看待這個說法？其一生致力於學問有什麼變化？
蒙默：先父很推崇這句話，也多次講這句話。凡到他家來問學的年青人，差不多都要先講這句話。做學問首先就是要學做人。他說理學不是拿來講的，是拿來躬行實踐的。所以港台的新儒家又把儒學叫做“人學”。
他老人家做學問有幾變，為什麼有幾變好像還說不大清楚，但有一點就是有些可能是與當時社會的需要有關係。
他開始的時候是在中文係教經學。他當時寫的書就有《經學抉原》跟《古史甄微》。《古史甄微》是史學係的了，這個就在史學係去教。到後來大家都不講經學了，好多大學都沒有這個課，他就專門教史學，也就不大寫經學文章了。到晚年搞四川史，我想無非是他住在成都，找他請教的人多半愛談四川史。比如四川省博物館的王家佑、李複華就經常愛來找他，還有省文史研究館的一些老朋友，他們也搞四川史，所以他也談四川史。而且他有些講法還得到別人的推崇重視，所以西康省的通誌館，在抗戰期間聘他為編纂，修《西康通誌》，他當然要搞川康曆史。抗戰勝利後，四川省通誌館成立，又聘他為編纂，他更要摸摸這些東西了。我想他之所以搞四川史，恐怕與這些社會上的需要有關係。後來他在晚年寫的四川史方麵的東西比較多。在他文集裏麵，除了《論山海經》《巴蜀史的問題》，另外在《古族甄微》《古地甄微》裏麵也有不少，估算一下恐怕有十多二十篇。
至於晚年研究越史問題，是一個越南綜合大學的老師寫信來請教先父和徐中舒、鄧少琴先生，說是雲南大學方國瑜先生向他推薦的。先父一看問題很多，不少是奇談怪論，並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崇高利益，而且出自“兄弟國家”之口，這不能不辨。《越史叢考》就這樣開始寫的，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寫，原來分的問題比較多，共有二十個題目，後來我把它歸納成十二個題目。中間有一部分我還把它刪掉了。因為他寫那陣，我們正在搞抗美援越，他給越南說了一些好話。後來我整理的時候已經是1981年，我們跟越南打起來了，所以我就把那一部分刪掉了。
老人家之研究佛學以及研究道教，並皆事出偶然，而鹹有所得，皆有撰述。特別是對道教的研究，他發掘出一個“重玄學派”。這個重玄理論可以說是道教理論上從修煉方術到思辨哲理的一個飛躍，第一次給道教提出了一個宗教哲學。他很感興趣，一連搞了四五年，積稿多達百餘萬字，發表者不到三分之一。他對在五十歲以後能開拓這樣一個新的學術局麵，感到相當自慰。但在1949年以後不得不中途停止。他的一部道書作品在台灣被翻印。他提出的這個重玄理論，在東洋學界也繼續得到研究，但都是在他提出的三十年後了。“文革”後，大陸對道教的研究才漸漸興起，他老人家的作品才引起重視，榮獲學術界稱為“重玄學研究開創者”、“樹立了利用敦煌道教經卷的崇高典範”、“二十世紀中國卓立不苟的國學大師，特有道家風骨的現代學者”的美譽。但這已在他老人家逝世將近三十年的時候了。
陳沫吾：《越史叢考》是令尊的絕筆之作，您能否具體地談談他是如何完成該著述的嗎？
蒙默：“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我家就被抄了。幸好紅衛兵隻把先父寫的書稿抱走了尺多高一摞，另外的東西都沒動，一張封條就把屋子封了。
保皇紅衛兵垮了，造反紅衛兵說他們不管，我們就自行啟封。被抄走的稿子，“文化大革命”後沒找到。有部分道教稿子，先父在其它道教文章中曾談到的一些稿子，存稿中沒有，可能就是弄丟失了。老人家寫《越史叢考》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前。“文革”開始後，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關進“牛棚”，天天到係上的“牛棚”參加學習或勞動，除了《毛選》和《毛主席語錄》必帶外，後來有些時候他也把稿子帶到那兒去寫。下班回家後，他當然就搞他的，我從來不問，因為他那個時候的心情，我好問什麼呢？那個時候像我們這些“黑五類”出身的，天天都得到係上，有時還要跟著到處跑。隻有時他學習完了，我這邊事情也完了，就陪他一路回家去，路上說幾句，也隻能安慰他一下子，話都不敢多說，生怕有別人聽到了。我那陣子有好多話也不敢說。
造反派掌權過後的目標是揪所謂的“走資派”，老爺子這些人算是“死老虎”了，所以後來也沒太管，但學習還是要到的。1967年春天以後，他身體漸漸不好，到醫院檢查，得了食道癌，而且是晚期。醫生說年紀大不能手術了，好在他那本書稿在5月份基本上已寫完，隻是還沒有進行最後的修改。雖然得了重病， 天天還要參加學習，後來實在不行了，醫院出證明才沒參加。
陳沫吾：令尊大人長期研究經史，據說他的研究方法與同時學者多不相同，您對他這種做學問的方法有何見解？
蒙默：先君子對六經文本的看法可以說是接受了古學家的看法。他認為六經就是古文獻，從孔子以後把六經作為教材來教學生，《論語》上就有不少孔子教弟子學《詩》、學《禮》的教言。隨著儒家思想慢慢成熟，對於教材，符合他們自己思想的就教下去，不符合他們思想的小者就修改，問題大的就不用了。如孟子就講過“血流漂杵”（《 尚書·武成》語）這話靠不住，漢儒經書《尚書》中的二十九篇裏就沒有這一篇。先父說“刪詩書，定禮樂”這個事情肯定是有，但說是孔子刪訂則不一定，應該是後來儒家做的這個事情。這看法比較客觀。古人傳下來的東西，那些跟當時儒家講的政治理論不相符合的，當然就隻好不講了。所以《尚書》原來有百篇到後來就隻有二十九篇了。古學家重點不在講理想，他們不托古改製，當成古文獻來講，這是史學的辦法。
今學是哲學、經學型，古學是史學，這是漢代經學的兩大派，先父直至晚年都是這樣看和認識的，當然最早是廖季平先生提出的，是符合漢代經學實況的。所以，現在我們講經學首先就要把概念弄清楚，不能認為研究六經就是講經學，這是不準確的，因為你如果把它當成古文獻和史料學來研究，這就是史學，而不是經學。所以，他老人家並不同意用章實齋“六經皆史”的觀點來講經學。同時，他又認為，經學重點不在六經，應該在傳記、師說。傳記、師說是後代儒家根據經典來發揮講它自己的東西。這些東西常常是前進了的，是更符合時代要求的。他的遺稿有一篇裏麵專門談到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是他講經學的一個重要看法。因為講經學隻講對六經文字的解釋，沒有多大意義，一定要闡釋六經的微言大義，這才是思想。這才反映他們當時的思想。漢人的講法不同，代表今學家的思想；魏晉六朝講法不同，這是魏晉六朝的思想；宋人的講法又不同，便屬於宋學。這樣才能說明經學的發展演變。隻是專注重講六經文字，那隻是把經典當史料，隻是周代以上的史料，範圍也比較有限；根據史料來發揮你自己的思想，就大不一樣了。老人家很注重傳記，就是因為這個。他這個“傳記”也包括了一部分後人所謂的經，比如《禮記》，它本就是傳記，《公羊傳》《穀梁傳》，《易經》的《十翼》這些都是傳記。經就是說畫卦那些，《春秋》可以說是經，《儀禮》也是經，《大戴記》《小戴記》就都是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