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1960年也曾餓死人
爭鳴錄
作者：盧荻
《炎黃春秋》2013年第12期發表杜明明題為《大是大非不含糊的省委書記——杜導正憶老友林若》一文，文中寫道：“父親說：‘因為比較深入農村和接觸農民，又比較實事求是，因此1960年大饑荒時期，林若當書記的東莞沒有餓死人’。”杜老和林若都是令人敬佩的前輩，但西方哲人有雲：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據筆者所了解的史料，大饑荒時期東莞不僅有餓死人，而且一度還頗為嚴重。
在“大躍進”和大饑荒時期，林若擔任中共東莞縣委第一書記，他對東莞社會主義建設既做出貢獻，也有失誤。杜老2003年為林若《廣東改革開放的實踐與思考》一書所作的序言指出：“林若同樣是毛澤東的崇拜者，我以為他與我一樣，盲目性很大，對毛澤東的主張，幾乎都是照信照辦就是。”“但同別人一樣，在那種大環境下，他沒有也不可能有多少獨立思考，有多少正確見解。東莞除土地改革、水利建設等幾個項目的成功，能經得起曆史檢驗外，別的如城鎮工商業改造，如反右派，特別是三年‘大躍進’，現在回頭看，大體上都錯了。”注1
杜老這一論述，筆者認為是比較客觀和實事求是的。他闡明了林若包括整個東莞縣委在這一時期失誤的主要原因：一是盲目性很大，對黨中央與毛澤東的指示，“照信照辦”；二是在那種大環境下，“沒有也不可能有多少獨立思考，有多少正確見解”。作為方針政策的執行者，隨著中央和廣東省的指導方針的失誤，東莞的工作也跟著失誤。這是那個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
林若所領導的東莞和全省各地一樣，在“大躍進”年代，也盲目追求高指標，浮誇風泛濫，相繼放了水稻、甘蔗等高產衛星。
1958年12月8日至15日，廣東省委召開全省農業社會主義先進單位代表會議。在這個表彰先進的“群英大會”上，省委再次要求各縣報糧食產量，並且宣布，凡是平均產量達到千斤的縣，命名為“千斤縣”，都獎給拖拉機、載重汽車，還有獎狀、錦旗。來開會的各縣代表，由縣長帶隊。在這次會議上，省委獎勵了2130個虛報水稻等農作物產量的縣、鄉、社、場，並按照省委、省人委的獎勵政策，分別獎給汽車、拖拉機、小型化肥廠全套設備等40多種物資。注2東莞屬珠江三角洲地區，而且《南方日報》在11月已報道東莞獲得“特大豐收”，在全省一片浮誇風的影響下，縣委、縣人委負責人經過研究，自報畝產超千斤，因此獲得了省頒發的“千斤縣”稱號。
這年年底，“吃飯不要錢”這股風也刮到東莞，各公社紛紛仿照推行。12月13日，《東莞日報》報道：全縣秋收結束，晚造96萬多畝，收割總產量達1000億斤，平均畝產1500斤；全縣79萬人，平均每人1800斤，加上早造水稻雜糧、平均每人有糧食2473斤。縣委根據各地虛報的糧食生產數字，產生錯覺，認為糧食問題已完全解決，決定從11月份起，全縣農民實行“一日三餐吃飯不用錢。實現了幾千年來的願望”；從12月起，城鎮居民糧食也取消限量供應，改為不限量憑證供應。注3並提出“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飽飯”等口號。全縣各地大辦公共食堂、托兒所、敬老院等事業，對老人實行“四包”（包吃、穿、醫、葬）。
由於當年糧食並沒有實現大增產，而在浮誇風的影響下，東莞各地紛紛報高產，而高估產勢必帶來高征購，各地實際沒有那麼多的糧食產量，於是，在1958年底就出現糧食緊張，集體財政負擔過重，人民生活困難的局麵。縣委不得不向省委寫報告，提出糾正原來多報產量數字。
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於1959年1月11日帶一支工作隊，到東莞縣指揮反瞞產運動。他認為東莞在去年12月“群英會”上剛獲得“千斤縣”稱號，而不到一個月，卻提出糾正多報產量數字，這未免過於兒戲了。陶鑄到達東莞當天，縣委召開生產隊長以上幹部大會，反對“瞞產私分”。幹部們迫於強大的政治壓力，采取了蒙混過關的辦法，自報出“隱瞞”糧食4000多萬斤。跟隨陶鑄一起到東莞的袁溥之（省長陳鬱夫人）在會上唱起反調。她心平氣和地向陶鑄提出，農民糧食沒有那麼多，反瞞產是反不出糧食來的。陶鑄當場批評了她，說她是不是右了一點。
林若等東莞縣委一班人見陶鑄決心很大，於是發誓要搞到一億五千萬斤到兩億斤才罷手。並提出“保證三頓幹飯吃到底，全部糧食集中到公社”的口號，強調“任何人不能保有糧食”。注4陶鑄在虎門公社搞調查，查出全社“瞞產”了1116萬斤糧食和1.2萬元資金。陶鑄就此事給省委寫信指出：糧食反瞞產的矛頭，要對準原來的小隊幹部打埋伏，而不在於反浪費和節約。注5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陶鑄的這篇調查報告。在報告中，陶鑄把公社的種種問題，歸結為最重要的一條，即集中統一和本位主義的矛盾。所謂本位主義，就是生產大隊隱瞞和動用了由公社統一管理的糧食和資金。陶鑄斷言被隱瞞的資金，大概占人民公社總投資的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