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張蘊嶺研究員
高端訪談
作者：嶽 巍 沈銘輝
東北亞安全態勢
領導文萃：釣魚島撞船事件給一度修複的中日關係帶來了不利影響。事實上，中日恢複邦交以來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那麼您認為這其中主要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張蘊嶺：的確，中日關係一直是一個很不順暢的關係，應該說中日恢複邦交以來一直反反複複經曆了很多波折，其中我覺得有三個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個是傳統的因素，那就是曆史的問題。曆史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傷疤，這裏主要是日本方麵的原因。日本方麵沒有對侵略中國的曆史進行清算，作為侵略者不願意提這個問題，加上它長期的教育的影響，所以公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到位，而日本政治家有時候也利用這個東西。因此，每當出現日本方麵否定侵略曆史的時候，在中國就會引起很大的反應。比如說靖國神社的問題，日本官員為了顯示強硬，往往去參拜，特別是在小泉時期，連年參拜，作為首相這是之前從來沒有的，對中日關係造成了實質性的傷害，當時高層互訪、許多重要的交往都曾經中斷。小泉下台後，經過麻生太郎和福田乃至鳩山政府的糾正，兩國逐步確立了戰略互惠關係，這樣兩國關係才慢慢地恢複正常。在“漁船事件”以前，中日合作有一項民間調查，中方大部分被訪者認為，曆史問題不再是中日關係中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這表明人們把這個曆史的問題慢慢地看淡。日本一些人老是認為，中國進行反日教育，導致了曆史問題發作，事實證明並不是這樣。
與此同時， 第二個因素的影響上升，那就是中日之間力量的對比所引起的一些新的矛盾，即中國力量上升，在日本引起了一些恐慌、擔心、憂慮，政治家往往也利用這個東西。從中國方麵來說，由於力量上升對日本的要求也在增加，主要是要求日本認可中國的力量上升。這種反差往往會導致矛盾。我們看到，日本經常出現一些言論，比如要求中國軍方加大透明度，要求限製中國，這引起中國人的反感。 其實，日本也在搖擺：既有擺脫美國的傾向，也有利用美國平衡中國的舉動。當中國力量上升很快的時候，日本的政策會更多地傾向於美國，試圖通過加強日美同盟來對抗中國，而這必然會引發中國的激烈反應。
第三個因素，即海洋島嶼與專屬經濟區爭端也升溫。爭端這些年特別凸顯就是關於釣魚島這樣一個老問題，但是加上海域開發專屬經濟區，特別是近年來圍繞在海上石油開發方麵的爭端，尤其是國際海洋法生效，圍繞領土和專屬經濟區這樣一個相連的問題變得很緊迫，所以釣魚島的問題也不光是島嶼的問題，還涉及到大片的海域，還有中日之間大陸基線和中線之爭，所以這個問題冒出來會表現得更為激烈，因為涉及到領土問題、專屬區劃分問題。以日本抓扣中國漁民事件為契機，又爆發了新的一場中日之間關係的大波折。這會不會對中日關係造成實質性的損害，我說會，也不會。會的原因是說在小泉以後經過多年辛辛苦苦恢複和穩定的這樣一種中日關係，又出現了後退，從這個角度來說是造成了實質性的損害。不會，那是因為中日兩個國家都是大國又是近鄰，有著很多共同的利益，需要建立一個穩定的合作性的關係，需要走出以上三個問題不時造成的幹擾，來把關係處理好，免得對雙方的利益造成損害。其實從我們對日關係角度來說，基本方針一向是比較明確的，那就是我們要盡可能地改善中日關係，使得這個關係穩定，這是第一，第二是增加它的合作性。迄今這個方針沒有變，但是它還麵臨著需要經受住新的挑戰的考驗。
我想，從日本的角度來說，與中國的關係搞壞了也對其不利。中日之間的經濟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密，特別是日本的經濟恢複，中國的市場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同時，日本也承受不了和中國關係惡化這樣一個重大的代價。從日本本國的利益來說，當然它一方麵要維持和美國的同盟關係，但是同時它必須發展與日益強大的、具有越來越大影響力並能為日本提供越來越大利益的中國的關係。
事實上，兩國關係需要調整，大家會尋找突破口，消除目前的障礙，使得中日關係能夠重新回到一個比較正常的軌道上。
領導文萃：我們也看到釣魚島撞船事件之後，中日政府其實都在努力地修複關係，這是否意味著雙方都明白在當今世界上，合作的中日關係比對抗的中日關係更利於自身的發展？
張蘊嶺：我想是的，合作對雙方都有利，如果關係緊張，特別是關係對立對雙方都不利。所以在這個事件上我們看到兩種趨勢，一就是在日本釋放了中國的船長以後，這個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而是還在繼續發酵，日本方麵也搞了示威，中國方麵也有示威，一些言論還沒有降溫，特別是比較強硬的日本外相前原誠司，一再發表一些激烈的言論。另一方麵我們也看到高層領導也在盡可能創造恢複關係的氣氛，包括在亞歐首腦會議期間短暫的會晤，參加東亞多個合作機製，高層領導也一再表示要著眼於未來處理中日關係。
當然，這個問題不是一陣風很快就可以過去了，像前原誠司這種年輕的政治家還希望用一些強硬的言論來吸引日本的民眾，為了未來的野心打下一些基礎，但顯然他不懂外交，為自己的利益拿國家利益做賭注，會出問題的。兩國高層領導，包括菅直人首相、溫家寶總理等都一再表示，兩國關係非常重要，一定要把握住大局。這說明，理性還是在的。
但是，另一方麵我們要看到這是一個開放的時代，民眾都有各種的表達聲音、訴求的渠道，所以也不會像過去那樣，一切都由高層來處理就可以了，現在社會的因素、民眾的因素也在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一些民眾往往容易情緒激動，他們用各種方式來表達不同的聲音，這需要領導人把握好，從大局利益出發，要避免小泉時期的那種死扛到底。
領導文萃：長期以來，中日雙方政府似乎都在努力改變中日之間的“經熱政冷”現象，您認為存在這一現象的原因和改變這一現象的根本手段是什麼？
張蘊嶺：所謂出現政冷經熱，剛才已經談到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不時出現三個大問題，最後對政治的氣氛和政治關係的局麵造成巨大的影響。但是，另一方麵我們也看到，盡管發生中斷高層交流這樣的局麵，經濟也是照轉，因為中日雙方經濟關係已經發展到非常密切的程度，誰也離不開誰。日本在中國有大量的投資，日本向中國出口占其對外出口的比例越來越大，離開中國市場很難。我們也是一樣，對日本的投資、市場的依賴也是相當高的。中日之間這樣一種緊密的經濟關係，不會因為這些事件大幅度的減少，中斷更是不可能。
我說過，中日關係是一個不太順暢的關係，因為存在很多內在矛盾。出了問題要處理，處理完之後便恢複到一個比較正常的狀態。我想，對中日之間存在的問題，第一要正視現實，回避矛盾沒有任何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爆發出來。比如，如我剛才所講，中日關係好不容易經過小泉以後多年的努力穩定了，但是抓扣我國漁船事件一出，又發生波折。“漁船事件”的背後有日本政治的因素，民主黨要選舉，在選舉期間大家都想利用這個事件表示對中國的強硬，吸引選民，在這時候本來是應該冷處理的。由於被政治利用，結果小事變成大事，一石激起千層浪，後續波動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中國——東盟關係的發展需要創造性
領導文萃：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以後，東盟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三大進口市場，這種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最終會不會帶來各方在國際事務上的一個協作？
張蘊嶺：應該說，這些年中國—東盟關係發展是非常快的。我們看到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非常複雜。雙方關係不穩定，不均衡，與幾個國家比較友好，有些國家非常不友好。自上個世紀末，我們雙方的關係改善非常快，雙方達成建立自貿區的共識，構建了夥伴關係。
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就是1997年金融危機。中國在東盟的經濟恢複當中作為一個負責任國家的重要性被東盟越來越認識到。同時，中國也進一步認識到，一個聯合與穩定的東盟，無論從政治、安全、經濟都對中國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進一步改善關係的考慮下，2000年雙方宣布要構建一種長期的經濟合作關係基礎，即用10年的時間建設自貿區，開展全麵的合作。經過幾年的談判，自貿區從貨物貿易，到服務貿易和投資談判逐步完成，自2010年1月1日開始全麵落實實施。全麵落實這個協議東盟有些國家有很多擔心，事實證明，有些擔心是過度了。
中國-東盟建立自貿區是一個創造。我們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貿區，人口這麼多，有多個發展中國家，需要采取一些新的辦法，需要創新。我是自貿區官方專家組的成員，在開始討論怎麼來設計這樣一個自貿區的時候，首先要解除東盟對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快速的疑慮，為此，我們發明了“早期收獲計劃”。所謂早期收獲，就是說不經過談判，先在利益最相關，最容易做，且最先可以見到紅利的領域開始，於是選擇了農產品開放。當時的一個考慮就是，讓東盟國家的熱帶水果，農產品可以很好地進入中國市場，這樣可以打消東盟國家的疑慮。談判分步進行也是我們的創新，即先談判貨物貿易，再談判服務貿易，再談判投資協定，逐步地一點點推進。還有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特點，我們采取逐步提升開放水平的方式，兩年一評估，然後再提出新的開放的單子。當然，我們還有加強經濟合作，即不僅僅是開放市場，還有經濟合作，推動整個經濟的發展。這樣一係列的創新應該說是一個比較適合我們雙方情況的，一個比較全麵的、全新的經濟一體化的合作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