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當拓片藝術中的一枝奇葩
藏者
作者：張國柱
拓片一般是指用墨或朱砂等顏料把石刻、青銅器、秦漢磚瓦等古器物上的文字及花紋拓在紙上的印製品。因拓片是從原物直接拓印下來的，其形狀、大小、字跡、紋飾與原物相同，因此它是一種能夠最大限度保存原物信息的有效方法。拓片與實物相比，有便於保存、移動、懸掛、展示、攜帶等優勢。文獻記載中國的拓印技術早在隋代就已出現，《隋書·經籍誌一》就有“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的記述。因此，我國的拓印技術距今至少已有1400餘年的曆史。
瓦當拓片就是以瓦當為原物的拓本。瓦當，俗稱瓦頭，是古代建築上筒瓦之瓦頭，有美化和保護屋簷的功能。從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來看，最早的瓦當發現於陝西扶風縣召陳村西周中晚期宮殿建築群遺址。早期的瓦當多為半圓形，秦時出現圓形。到漢代，瓦當的刻製水平和圖案紋樣發展已達到了最高水平，隨後走入了衰落。瓦當是了解中國古代文化和曆史的“活化石”——它深埋地下千百載，年代久遠，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曆史價值；瓦當上的精美圖案、文字裝飾蘊涵著豐富的曆史、文化信息，能使人們從中了解古人的習俗好尚、藝術神韻，同時是探尋考證古跡、補史證史的珍貴實物證據。我國對瓦當的研究收藏與拓印，早在北宋時期就開始了。北宋臨淄人王辟之(1031年—？) 所著《澠水燕談錄》之《卷八·事誌》中有我國對“瓦當摹刊”的最早記載：“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可究知其處。元佑六年（1091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浚池，得古銅瓦，五皆破，獨一瓦完。麵徑四寸四分。瓦麵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群峰，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遊景叔方總秦鳳刑獄，摹刊於石，置之岐陽憲台之瑞豐亭，以貽好事者。”自清中期以來，特別是在乾嘉金石學派的影響下，瓦當開始備受學術界和收藏界的重視和青睞，瓦當拓片也應運而生，拓印刊布成為時尚，出現了從王昶、阮元、吳大、陳介琪、端方、羅振玉等這樣的金石學大家，他們皆存有大量的瓦當及瓦當拓片。目前，國家圖書館就珍藏有清代收藏鑒賞家陳介棋親手捶拓的瓦當拓片近千張，古磚拓片702張。民國年間，身居上海的現代大文豪魯迅也珍藏有瓦當拓片169種317張。陝西是秦漢都城所在地，出土瓦當數量之多，居全國之首，同樣代不乏人。清代和民國時期，先後出現了熱衷於收藏研究秦漢瓦當及其拓片的趙元中、張雲山、劉春穀、柯莘農、宋雲石、薛崇勳、陳直、李白瑜等文人雅士，其中多位還喜好在珍品瓦當拓片上書寫題跋。題跋內容一般為題寫史事、器物考據、文字解析、圖文鑒賞、明辨傳續、象征闡釋等，少則幾個字，多則六七百字，這些留有文人墨客字跡的拓本，備受古董商和收藏家的青睞。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富民強，民族文化得以繁榮。盛世興收藏，如今秦漢瓦當及其拓片收藏，參與人數之眾，見到品類之多，皆是千年瓦當收藏曆史中最盛之時。在眾多收藏家中，孫雙才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被圈內稱為“孫多才”。孫雙才先生曾在西北大學就職多年，受這所文化底蘊厚重的學府熏陶，崇尚和熱衷秦漢瓦當的收藏。他經過多年的艱辛努力，已收藏各種不同的瓦當五百餘種，總數有三千餘枚，經手和經眼的瓦當萬餘枚。他在收藏研究的過程中，感到秦漢瓦當雖然遺存量較大，但由於求大於供，隨著城市建設的擴展，出土越來越少，而且價格不菲，普通收藏愛好者和百姓很難在自己的居舍與這些瓦當近距離眸麵。為了能讓這沉睡深土千年的古物走出私人收藏的秘室，走出文博單位的庫房和殿堂，進入平常百姓廳堂之中，他萌發了學習古人捶拓瓦當拓片、創作瓦當拓片藝術品的念頭。起先，他從自己的藏品中精選出上百種瓦當，親手捶拓，並沿襲古人和當今一些名人題跋的模式和內容，先後創作了一批瓦當拓片，裝裱成鏡心或掛軸。雖均奉送同好共賞，但在自己創作的實踐中，總覺著瓦拓與題跋似二張皮，沒有古今相融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