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實踐中探索改革的路子
本刊特稿
作者：李源潮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起步的，這項堪稱中國最大的改革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三十多年前，中國糧食總產量隻有現在的四分之一，而人口是現在的一半多，從中國領導人到老百姓沒有不餓肚子的。當時解決中國餓肚子問題，讓大家吃飽飯的改革是從哪裏開始的呢？是從一個叫小崗村的村子開始的。當地農民悄悄組織起來，采取一種新的家庭生產責任製，解決了他們的吃飯問題。當時我們黨的改革派領導人支持了他們的改革，但還有相當多的人甚至是領導人不讚成他們的改革。後來鄧小平先生發揮了關鍵作用，支持這項改革，並且花了三年多時間在全國推廣，這才逐步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現在很多國家研究中國經驗時都矚目於經濟特區的成功，效仿中國辦特區。實際上，這看到的隻是表麵現象。我認為，中國經濟特區模式在其他很多國家難以複製。當時真正起作用的有兩類經濟區：一是專門對外的出口加工區，實行一些關稅之外的特殊進出口政策，類似於自由港。新加坡、香港、深圳都是采取類似政策，借助經濟全球化機遇實現了快速發展。二是更為普遍的、便於企業投資的經濟開發區。一般工業企業在城裏因為土地稀缺、價格昂貴而不宜投資，在鄉村因為基礎設施建設薄弱也不宜投資。因此要有比較集中的地方，既有土地，又有道路、交通、郵電、水電、環保等基礎設施，還要有便利的政府、工商服務及金融支持，為投資者盡可能提供便利。我們稱這兩類經濟區為出口加工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
所謂經濟特區，在當時來講就是經濟技術開發區同出口加工區或者出口自由貿易區的重疊。經濟技術開發區在全國多數城市和交通比較便利的地方都能辦，但出口加工區和保稅自由貿易區就很少有城市能辦，因為都辦的話，中央政府就沒有關稅和其他稅收了。即使如此，辦經濟特區也要有非常特殊的條件，比如說深圳經濟特區辦得那麼成功，是因為它旁邊靠著香港，也就是同亞洲最大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物流中心就隔著一條河。廈門等經濟特區辦得也較好，但離深圳不太遠的海南島——也算是一個大特區，當時辦得就不順利。原因就在於交通設施不行，至今仍未建成連接海島和陸地的橋梁，對辦出口加工區的特殊免稅政策使用也不當，一段時間偷稅漏稅和走私泛濫，所以中央把給它的一些特殊政策又取消了。中國還有不少城市，比如說蘇州、杭州、大連、青島不是經濟特區，但辦得比有的經濟特區還好。
中國共產黨最根本的思想路線就是實事求是，也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出發，當然也借助理論的指導，但出發點和落腳點還都是實踐。在實踐中哪個管用我們就用哪個，不管用的我們就不用。所以中國的很多改革，一方麵是跟人家學來的，一方麵是在自己的實踐中試出來的。黨內那些曾經懷疑改革的人不是出自壞心。比如說他看到辦特區、辦出口加工區後關稅少了，擔心國家或中央政府的利益受到損失。對這些人怎麼辦？隻有說服教育，而最好的說服教育就是讓他們看事實。比如說農村改革，有的省先改了，糧食就夠吃了，有的省不改，老百姓繼續餓肚子，所以過兩年也跟著改了。人民是支持改革的，作為地方領導人，如果過兩三年人家上去了他沒上去，他還不改，人民就會叫他下台。中國的很多改革都是由下至上行動的，上麵原則性地號召，真正做起來是下麵，做得成功了上麵再來推廣，做得不成功的上麵就不推廣。還有做壞做偏的，上麵就要禁止或糾正。
中國地方比較大，中央政府要領導30多個省級單位、300多個地級單位、近3000個縣級單位，60多萬個村子，每個村子都在探索自己的村怎麼改革。而中國一個縣就非常複雜，不少縣有100多萬人。所以中國通常要求市一級的領導要做過縣級領導，省一級的領導要做過市級領導，中央領導要做過省一級的領導。像習近平主席，既做過縣委書記還做過市委書記、省委書記。這樣的領導人，才能對中國從下到上究竟是怎麼運轉的，有深刻的而不是表麵的了解，有直接的而不是間接的體驗。今天人們看到的都是中國成功的經驗，其實中國也有不少失敗的教訓，繞路、兜圈子的事情也很多。但是中國人有兩個特點：第一就是不怕失敗，愈挫愈勇，千方百計。今天用這個辦法做不成，明天換個辦法做，越失敗越要探索前進。第二是中國地方很大，人很多，每個地方、每個人都探索適合自己的路子，可以形成改革的集群效應。互比互爭、互學互鑒，促使實踐成為檢驗改革路線的標準。中國的改革經驗可以學，但表麵地學是學不到的，應該結合本國的實際加以借鑒。
（此文係李源潮副主席2014年5月30日會見蘇丹副總統、全國大會黨領導局成員哈賽卜時的談話）
（責任編輯：蘇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