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認識和平發展問題
特別關注
作者：蘇長和
編者按：2014年8月22日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誌從戰略高度提出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科學論斷。正因對世界大勢的準確把握，為中國贏得了有利的國際環境，使中國逐漸融入國際社會，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得到顯著提高。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所言，我們紀念鄧小平同誌，就要學習他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世界格局已與20世紀80年代大為不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崛起正在推動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明顯變化，在這一新的國際背景之下，我們該如何看待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特別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如何在戰略高度實現外交理念和實踐的重大創新和突破，同時又麵臨怎樣的挑戰？針對以上問題，我刊特約兩位專家撰文分析，以供讀者參考。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大義所向
世界大義，順之者進，逆之者退。所謂世界大義，就是一個時代麵臨的最迫切任務，同時集中反映大多數國家及其人民民心向背的問題。在國際關係舞台上，能夠提前洞察、順應甚至推動世界大義潮流的國家，也是在外交思想和實踐上發揮引領作用的國家。新中國外交非常重視對世界大義的把握和研判，並在此基礎上製定和開展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從而在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國際舞台上，鞏固和提高了中國在世界上的政治大國和經濟大國地位。
第一，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是戰後世界的大義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民族獨立解放與非殖民化運動是時代的潮流，也成為世界大義所向，新中國外交抓住了這一世界大義，采用不同方式在各種國內外場合聲援和支持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解放、獨立建國的正義要求。二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及其人民來說，並不具備和平發展的外部條件，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是第一要務，也是世界上最大多數人民的心願。在這個世界大義的影響下，一大批新興新生獨立國家加入聯合國，從而極大地改變了聯合國的成員結構和政治版圖。回過頭來看，正是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一大批亞非拉新生獨立國家，成為支持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主力；一大批新興獨立國家在政治和外交上對中國的支持，在新中國打破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外交孤立方麵，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一個東方大國，中國革命的勝利道路本身就對許多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體係、爭取獨立建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很大的啟蒙和示範意義，而這個啟蒙意義目前來說，在戰後世界曆史和國際關係史中的地位是被低估或忽視了的。
第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大義所向。時代不同，世界大義也與時俱變。隨著殖民體係的瓦解，國際政治版圖的基本定型，民族解放和獨立不再是世界最主要的問題，實現發展、如何發展以及怎樣為發展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是一大批新興新生國家和國際關係的最主要問題，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大義所向。這也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外交進行較大調整的重要國際背景，也是鄧小平同誌作出“和平與發展是世界兩大問題”重要判斷的依據之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因為抓住並順應了和平與發展這一世界大義，在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加快發展自身建設方麵，走在了世界的前沿，從而使中國的綜合國力邁上了一個大台階。
應該說，在同一時期，一些國家對世界大義的判斷是有偏差的，由此也產生了不同的外交後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世界大義的判斷，受到冷戰思維慣性的影響，過於按照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畫線，出現偏差，將西式自由、民主、人權作為世界大義所向，竭力向發展中國家兜售和強加西方標準的自由、民主、人權，對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內政傷害很深，一些國家和地區在西方的誤導下，迷信並移植西方製度，導致國內分裂，錯失甚至痛失了發展機遇，國力一落千丈。
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潮流
當前國際關係處於急速而又深刻的變化之中，霸權國家衰落的失衡心理和失當行為成為世界上一些風險和衝突的重要原因，一些新的地區性動蕩具有連鎖和聯動效應，國際體係積聚的矛盾一時難以通過改革得以化解，世界仍然不安寧。同時，中國和平發展的國外環境也在發生變化。那麼，和平與發展作為時代潮流這個判斷是不是已經過時了？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外部環境是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筆者認為，從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發展大勢以及國際關係運行規律來看，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潮流，同時，改革、發展、穩定成為當代世界麵臨的三個突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