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國的文化自信
中國與世界
作者：張誌洲
問題的提出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發展到今天，文化的重要性愈來愈凸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演變為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齊頭並進的新要求。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製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也專門辟有“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部分，這兩份國家政治生活中最高層級的文件都闡述道，“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同時也都為提升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指明了道路與方向。十八大報告還進一步強調，在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進程中，必須提高國家的文化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 2014年2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會上強調指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這些國家層麵的政策、文件與話語，既精辟地論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角色功能，也賦予它在國家現代化以及崛起進程中以新的時代責任。
然而，這樣的文化角色功能能否發揮好，這樣的文化時代責任能否承擔好，中華文化的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能否得到快速有效的提升，以及中華傳統文化能否成為中國崛起令人驕傲的身份標誌，卻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文化自信。遺憾的是，由於近代以來的曆史經曆，文化自信不足甚至文化自卑情結是中國社會一個長期存在的客觀問題。如果不解決好文化自信的問題，那麼再光輝燦爛的文化也可能隻被當做黯淡無光的傳統，再博大精深的文化也可能隻被視為國民精神的癰疽或國民生活的“醬缸”。改革開放之後，一方麵，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的上升，中國國民的文化自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另一方麵，也正是在打開國門通向世界之後，便捷的信息流通與人文交流卻帶來了許多不恰當的中西比較，削弱著中國文化的自信心與自豪感。文化自信的問題，不僅事關國家文化發展繁榮政策的成效，而且從根本上涉及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實現前景。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上述重要文件與領導人講話，在闡述中華傳統文化重要性與發展政策的同時，強調了文化自信的問題。《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製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在國家政治話語層麵提出了“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命題。黨的十八大報告在論述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時指出，一定要“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則在講話中指示，“要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曆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文化自信的問題既已在政策層麵上提出，學理的研究就應該及時跟上，這就是本文寫作主題的由來。
文化不自信及其成因
中國的文化自信問題，或者說文化不自信問題，可謂由來已久。在古代，中國文化自成一體，以儒釋道相互交融為體係特色，雖然佛教文化來自印度，最初傳入中國也曾產生文化碰撞與衝突，但終被原有文化所消化和融合，而形成新的整合性的中華文化體係。此後的一千多年曆史中，雖有蒙古族與滿族等“外族入侵”並建立王朝，但如同更長遠曆史上不斷發生的周邊少數民族被容納進中華文化體係一樣，這兩個“外族政權”也在文化上被中華原有文化體係所同化。中華文化形成的曆史過程，本身就是一個以儒家核心文化為主體的體係持續同化並融合外來文化的過程，由此呈現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度。這樣的中華傳統文化體係必然是一個自信滿滿的體係。而且，在古代東亞地區，中國是實力最為強大且文化最為先進的國家，與朝貢體係中“天朝上國”地位相對應的，是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與傳播力。與西方國家依靠殖民曆史而強行推廣文化侵略根本不同的是，古代“儒家文化圈”的形成是基於中華文化的內在魅力而形成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傳播形式。概括而言之，古代中華文化沒有遇到過外來文化強有力的挑戰，對外是春風化雨式的文化傳播，對內是一個高度自足的文化體係，這兩方麵都是中國文化自信的來源。
中國文化自信的危機始自近代。鴉片戰爭開啟了西方列強入侵的中國近代史。不過，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894年甲午戰爭之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中華文化對於外來西方文化的基本應對策略，文化主體性未失。甲午戰爭的失敗不僅意味著近半個世紀的洋務運動失敗，而且意味著中國文化自足性的喪失。此後，不管是康梁維新變法所意圖的政體改良，還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政治革命，不管是延續數千年的科舉製度的廢除，還是西式教育製度的引進，不管是“以日為師”、“以俄為師”還是“以西方為師”的背後，均反映了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危機。這種危機演變至新文化運動，期冀以“德先生”、“賽先生”來改造中國的啟蒙思路，雖然其時代進步的意義和使中國跟上文明世界步伐的訴求不容否認，但是不管是陳經序“全盤西方”的主張，還是錢玄同、陳獨秀、劉半農等人廢除漢字的極端之論，甚或魯迅對“吃人”禮教的批判和廢除中醫的呼告，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聲中顯然都失去了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平常心。在近代備受外來列強侵略欺淩、“亡國亡種”危機日深、改良無果、共和挫折的背景下，新文化運動的一代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激憤之詞有可理解之處，但無疑在“落後就要挨打”的沉痛曆史麵前他們將傳統文化當做了中國落後的總病根。雖然後來因“救亡壓倒啟蒙”而使新文化運動落潮，但那個年代也是中國文化自信危機的一個典型年代。新文化運動未完成的任務，也成為了後來“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其間的一致性就是中國文化自信的危機，傳統文化成為“革命”的對象。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後，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自信終於回潮，這不僅由於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國家力量提升帶來對於傳統文化的重新審視，也由於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對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判斷、中國與西方關係走出冷戰緩和了中國與西方政治對立關係後，得以以更平和的心態看待中國自己的文化。在1990年前後，也就是全球性冷戰體製終結前後，在西方因“贏得勝利”而興起“曆史終結”思潮，以及拋出“文明衝突”的同時，中國文化自信回歸出現了兩個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一是季羨林先生提出了“21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的觀點；二是費孝通先生在日本一些社會學家召開“東亞社會國際研討會”為他慶祝80壽辰時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雖然這兩位著名學者和思想家的文化思想有所差別，但都以不亢不卑的態度表達了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強烈自信。尤其值得說明的是，他們兩人都在年輕時經曆過新文化運動的年代，後來又都留學西方“取得真經”，一生曆經中外文化衝突和對比。他們在晚年表達出來的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自信成為了中國文化自信回歸的重要信號。20世紀90年代之後，在普通大眾層麵，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回歸也通常被認為是興起了一種“民族主義”，這固然不當，但即使退一步說這是世界“民族主義”浪潮中的一脈支流，它也是以文化自信心為底色的“文化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