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官山，別了，老師和同學們，別了，我苦難的鄉親們！一個鄉下少年，離開你去走他人生的路了！
從此，結束了我的童年。
最難忘的，是兒時的歡樂、痛苦和悵惘。幼小的心靈是無瑕的、稚嫩的，戳一下，便留下深深的印痕。
我和兒童文學
我九歲喪母，翌年，父親續弦。繼母二十四歲，是個窮家女子，待我並不壞，怕鄰居們說閑話，對我總是怯生生的。十二歲那年，一次放學回家晚了些，家人都吃完飯了，繼母對我說：“鍋裏有麵條，你盛了吃吧。”我拿碗去盛麵條，可是所剩已不多了，我沒吃飽，便把碗弄得很響，並嚷著沒吃飽。繼母說了我兩句，我便倒在床上哭了起來。
父親知道了這件事，把繼母罵了，繼母挺難過的，又專門為我下了麵條。可是我怎麼也不起來吃，一直到第二天，那下好的麵條還留在鍋裏，誰也不願意動它。全家人為這件事都不愉快。這件事怨誰呢？以後我每思及此事，心頭便蕩起微波。為了表達這種心情，我把情節變了一下，寫了短篇小說《我的兩個孩子》。一九五七年六月，這篇小說在《文藝學習》上發表了。一篇三千字的小說，卻加上了編者近六百字的按語，其中寫道：
喜歡讀文學作品的人，大概都有這樣的感覺：有些作品讀完了，事情也就完了，很少想到什麼，此後也很少再提到它，一切都平安無事。而有些作品則是在閱讀當中就使你不能平靜，讀完後又不能不久久深思，念念不忘。這兩類作品給人的印象是這樣不同，探索它們失敗和成功的原因，那自然是一件極細致的工作。不過簡單地說也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作品是否能“以情動人”，作者所寫的人物和故事情節是否能觸動讀者的感情。讀過李思的小說《我的兩個孩子》，誰能不認真地思索生活呢？當讀到父親義正辭嚴地教誨北岱，母親想再買一條褲頭來安慰北岱那些情節時，誰又能輕輕地放過呢？那豈是嫉妒問題？豈是僅僅少買一條褲頭的問題？這究竟是誰的錯？錯在哪裏？為什麼會這樣？於是你就得想，想到無母之兒的隱痛，想到做父母的責任，想到自己。總之，你不能不想得很多。這裏形象就產生了感人的力量，讀者的感情被作品裏的人物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激動了……作者李思在這方麵所作的努力是值得注意的，北岱、父親、母親的內心世界是為讀者打開了，細心的讀者能夠看到他們靈魂深處極其隱秘的東西。
《文藝學習》是青年習作的園地，編者這段按語是老師對學生作文的批語，但對我的鼓勵和指導作用卻極大，它引導了我對文學的追求。很多年過去了，才有位編輯告訴我，這按語是張天翼同誌寫的，可惜先生已作古，我不能向這位文學先輩當麵致謝。
從這裏可以看出，我投入兒童文學，是自我感情的流露，一開始便從“真情”出發，並且在追求善和美，盡管我做得非常有限。
一九五七年，我在部隊速成中學已當了六年語文教員了。班上的學員都是二十歲左右的營、連、排三級幹部，他們中少數人參加過抗日戰爭，大多數人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又大多有個辛酸的童年。當時作文，推廣高玉寶的“我寫我”寫作法，因而我在批改作文時，每次都能讀到幾十個人的少年經曆。
學員中有人知道我會寫作，便鼓動我把他們的生活寫出來。這樣，我就以抗日戰爭為題材，寫了獨幕話劇《小鷹》，一九五七年發表並出單行本。
一九五八年，提倡“放衛星”，領導上給我一個月假，要我放一部電影劇本。我欣然領受任務，以《小鷹》為基礎，寫了電影文學劇本《小路》。劇本一九六一年六月在長影的《電影文學》上發表了，引起了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的注意，便約我寫小說，我又以《小路》為基礎，擴充了三分之二的內容，寫成了一部中篇小說，根據責編李小文同誌的意見，定書名為《兩個小八路》，於一九六二年二月出版。至此，我的兒童文學創作，向前邁了一步。創作的起因，還是從生活出發的，是生活本身感動了我，覺得這些少年英雄應該歌頌，應該流傳，並通過他們的英雄行為，展現我們抗日戰爭中的民族氣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