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日，在與家人過完元旦節之後，我和爺爺踏上了回華夏的路途，我們將乘坐飛機到達香港與先一步到達特戰小組和參謀小組彙合，到時候將以印、度、尼、西、亞訪問團的名義北上到達京城。
而這時候我也終於將我的修為恢複到上一世的巔峰狀態，也就是武王修為，終於有了對抗全世界的實力，也終於能夠將修煉功法向家人公布了，現在隻要先解決與華夏合作的事情就好了。
1967年1月3日一個重大的消息令我措手不及，華夏的締造者閣下於昨天早上9時因病去世，享年75歲。當時我就懵了，這是怎麼回事，不可能是這樣啊，不是應該在1976年才去世的嗎？難道是蝴蝶效應？
在隨後的一個星期華夏的政權更替，變化多端。首先劉被很快的放了出來，夫人和他的四大金剛也下了台，木木彪因為身體原因已經不再擔任國家領導人職務，總設計師和一大批被迫害的國家領導人被撥亂反正回到工作崗位上。魔都的那幫準備鬧事的人被突然到來的軍隊抓捕起來。因為去世全國舉行了盛大的哀悼儀式，全國各地多處工廠學校開始休假，準備派代表到首都去悼念。為此我們在香港逗留了一個月之久，直到1967年2月10號我們才與華夏政府的總設計師鄧取得聯係，通過它向文刂少大可秘密的表達了我們希望代表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華人勢力與華夏合作，為此我們可以將我們才下水服役的回歸型常規動力潛艇的所有資料包括一艘實物帶到首都去，當華夏軍方的專家得到我們的潛艇參數時立即向領導人表達了自己希望立即見到實物的急迫心理，並且再三保證這些東西如果是真的，那麼在華夏還沒有能力建造大的軍艦的時候，這個東西絕對是最好的保護華夏海域的神兵利器。
於是我們得以乘坐自己的潛艇在華夏默許的情況下向首都進發，在國內局勢不在我的預料的情況下，我和爺爺在路上就現在的情況商量了一下我們的合作方案。我的原計劃是隻想和華夏做一些技術性的交流的，畢竟我現在隻有那些超前的技術是國內需要的。但是現在我們卻可以在其他方麵也合作一下，特別是關於移民一些華人到南洋的計劃也可以展開了。隻要保密工作做好，在已兩年之內還是能保證不讓歐美和北極熊發現的。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從國內移民數百萬人到數千萬人，這樣就可以大大的增加華人在南洋國家中所占的人口比例。還有可以依靠和華夏的合作對東南半島的幾個國家施壓，解決一些曆史遺留的領土爭端。
而在這段時間裏原來要在華夏發生的一些曆史事件也沒有再發生，在原曆史上1967年1月5日，章春橋、要文元從首都到海上夥同汪洪文等策劃奪quan。他們相繼奪了《文彙報》社、《解放日報》社的權，並策劃以汪洪文為首的海上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市、委大會”，篡奪了海上、市的黨、政大權，刮起了所謂“一、月、革、命”的風暴。1月8日建立了由他們控製的“海上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發表《告海上人民書》和《緊急通告》，奪取了海上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領導權。11日，華夏中央、華夏軍委、華夏特殊時期小組聯名給魔都各“造、反、團、體”發出賀電。《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肯定和支持海上的奪quan。奪quan之風從此刮遍全國，更加劇了全國混亂的局麵。在這裏也因為去世，使得他們還沒有到達海上市就被因此事都留在首都。是的這些後續事情都沒有發展起來就被撲滅。
而同樣後續的“三、支、兩、軍”也沒有開展起來，它是是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訓、軍管任務的簡稱，是人民解放軍介入“特殊時期”的標誌。“支左”是指“特殊時期”前期，部隊支持地方的一些組織；“支農”“支工”是到地方貫徹黨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規定，支援農業和工業生產；“軍管”是部隊對一些要害部門、單位、係統等實行軍事管製；“軍訓”則是派軍隊對大中專院校進行軍訓。“三、支、兩、軍”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作用，也使軍隊深陷的政治漩渦，嚴重地損害了軍隊自身的思想、作風、組織、紀律建設和軍隊的發展。
“三、支、兩、軍”是在“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和人民陷入嚴重內亂的形勢下開始的。1967年初，特殊時期，全國處於“打倒一切”的全麵內亂狀態。地方黨政組織陷於癱瘓和半癱瘓之中，公、檢、法等機關失去作用。武鬥成風，工礦企業停產或半停產，交通嚴重堵塞。
在1967年3月至1972年8月的五年多時間中，解放軍先後派出兩百八十餘萬人，分赴中國各條戰線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其範圍之廣、規模之大、人員之多、時間之長、任務之巨，是解放軍建軍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也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