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背景下的網絡反腐問題研究
黨的建設
作者：胡小梅 蘇紅 周利平
[摘要]“新常態”是新一屆領導集體在對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狀況進行審視的基礎上提出的。“新常態”下的發展是全麵而穩定的發展。而腐敗不僅會破壞社會公平、影響經濟健康發展，還會對應對“新常態”產生阻力。基於政府回應模式視角縱觀眾多網絡反腐案例，可以得出政府對網絡反腐反應速度和積極程度有以下三種模式：一是消極抗拒型，二是漠不關心型，三是積極回應型。探索網絡反腐在反腐倡廉建設上的有效運用，可以為應對“新常態”奠定良好基礎。
[關鍵詞]新常態腐敗網絡反腐政府回應
“新常態”是經濟術語，指一國經濟經過快速發展後又進入緩慢艱難的低速增長期。它是美國太平洋基金總裁埃裏安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首次提出的[1]。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河南行程中提出“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也提到了“要適應經濟發展的新常態”。習近平第一次係統地闡述新常態，是2004年11月9日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這是我國新常態理論形成的標誌[2]。目前，學術界關於新常態討論較多的是對習近平在APEC峰會上的講話進行解釋。陳瑩瑩認為，進入經濟新常態的特征應該是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優化的經濟產業結構、較高的經濟增長質量和有利的經濟製度環境。顯然，中國目前並未達到。我國現階段僅處於進入新常態的過渡期即三期疊加時期：經濟增速的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3]。也有人認為新常態並不僅僅隻是個經濟用語而隻能用在經濟領域。王建華、邵律的觀點則是認為新常態包涵了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和文化等我國各領域發展而出現的各種挑戰的調整，並且認為反腐是我國實現新常態的自我改革、調整、糾錯的重要舉措和利器[4]。黨的十八大後，中央出台的“八項規定”實質上也是為應對新常態采取的重要舉措。本文試從新常態背景下，對政府麵對數字化迅猛發展而出現的一種異於傳統反腐方式即網絡反腐的回應模式進行探索。
一、新常態背景下的網絡反腐的重要性
從國際角度看，新常態是某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經過高速增長後所進行“換擋”的正常現象。例如：日本在1952年至1972年GDP的年增長為9.7%，在1973年回落至4.26%；韓國在1961年至1996年GDP增長為8.02%，於1997年至2012年調整到僅4.07%；我國台灣地區在1994年至1995年也經曆過相似的調整。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範劍平說，雖然有許多國家都是從8%的“高速擋”直接切換為4%左右，但中國是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大國，各經濟單元的接力會使得發展能量巨大並且持久，因此，我國經濟可能會在7%至8%這樣的“中高速擋”運行一段時間[5]。
能否順利過渡到新常態，將決定我國經濟換擋是否成功，也將決定我國是否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3年，我國的人均GDP達到6700多美元，這已是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老百姓對於社會公平正義和合理的分配收入也愈來愈關注。國際案例中，未能成功跨進新常態的國家也比比皆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四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從8%左右降到3.9%，到1998年甚至掉落到-7.5%。究其原因，一是因為其發展模式的轉型不及時，創新跟不上；二是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公導致收入差距拉大，社會兩極分化問題嚴重；三是政府效率低下，腐敗問題嚴重。這一時期，未能順利進入新常態的國家中，政府的腐敗事件層出不窮，這不僅侵害到市場的活力，而且也破壞了經濟內生動力的健康發展[6]。由此可見，政府對腐敗問題的處理，對我國能否順利過渡到新常態有著重要的影響。
新常態的實現以創新為發展動力，反腐倡廉也需要創新。在如今以數字媒體充斥我們日常生活的電子時代，政府在行政過程中的行政效率，通過及時又準確的回應表現出來。由於互聯網自身所具有的傳播快速、輻射麵廣、透明度高等特點，也使網絡反腐具有同樣特征。政府通過對網絡反腐的及時回應不僅能提升政府公信力、增強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信任，也能拉近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距離，從而為實現新常態打好基礎。
二、新常態的網絡反腐政府回應模式
從分析亞洲幾個國家未能實現新常態跨越的原因中可知，政府行政管理效能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國家邁進新常態的步伐。而政府的行政管理效能又可以通過政府在公共管理中是否能及時準確對民眾的需求做出回應加以體現。總的來說，政府回應是一個過程，是政府對公民的建議和訴求所做出的積極反應和回複[7]。在傳統行政中，政府主要通過三種方式來獲得民眾的意見和建議：一是走基層調查，二是通過統計部門進行調查，三是利用新聞媒體發布公共政策。而民眾則主要是通過上訪、信件、電話、意見箱等方式來表達意願和建議。傳統的這些回應方式與互聯網比較顯然遲緩許多。互聯網反應快、互動性強、透明度高，剛好彌補了傳統行政溝通的不足，特別是作用於政府的廉政建設上則表現得更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