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與未來中國的對話機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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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南
自屈原以來，中國曆代知識分子大多自帶一個“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天問式使命，翻譯過來就是“建立與未來中國的對話機製”。今觀吳曉波先生的《曆代經濟變革得失》，以政商關係結構對曆史變局的影響為邏輯主線，分析中國曆史變局的動因和成敗，並追問“未來中國能否不再落入這個曆史閉環”的終極性問題，在當今的社會背景下，尤其顯得有現實意義。
“自弱”的相處之道
書中提出兩種獨有的研究工具，甚為新穎。在這兩種工具的指引下，我們看到，似乎曆次“國進民退”都是轉折性標誌。
其一是四大利益集團博弈法，將中國古代社會分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無產階級、有產階級”共同組成的矩陣。按這個邏輯，每個中國古代人都可以貼上一個二維標簽，但這個二維標簽的對稱性很弱。
其二是四大基本製度分析法，認為中國古代有四項基本製度：郡縣製度、尊儒製度、科舉製度、國有專營製度，這四大製度是支撐大一統政權的四根頂梁柱。
整體上說，變革一般在兩個極端間徘徊。以商鞅為起點的“集權效率至上”，甚至走向軍國主義；管仲式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甚至走向無政府主義，這些顯然都不利於長治久安。而分分合合之際，統治者本身的理性選擇和優勝劣汰都注定了最後的變革趨於明清式的閉關鎖國，並以小城鎮商品交換經濟取代城市工業資本主義興起的模式。因為這是一種天然穩定的結構，也是社會學家霍爾提出的“壓頂石國家”式自我弱化結構。
這種結構不僅讓中國與世界性的資本主義變革絕緣，也成功地讓衰弱頹廢的明清王朝大量延續了自身的壽命。略有些誇張地說，中國近代的500年曆史，除了少數幾次雄才大略的帝皇的崛起外，大部分時間的施政綱領是“自弱”而非“自強”。自弱則民先弱，民弱則江山固。至於海外列強，閉目塞聽、不聞不問似乎是中短期最“理性人”的相處之道。
造成閉環的根基
實際上，在書中的“四大利益集團”中，尤為有意義的是前兩者。商鞅變法後的秦國開創出的曆史性的政治製度是“科層製”，這個製度固化了君主和貴族、中央和地方、地方政府和臣民之間的關係，直接結果便是使國力尚處於二流的秦國，一躍而起成為中央統治最穩固、軍事動員能力最強的諸侯國。後世所謂的郡縣製度、科舉製度、經濟專營製度，都是科層製統治的具體手段。這也是中國古代在穩定性、統一性以及文化獨立性上均傲視寰宇的製度基礎。
另一組利益集團“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則相對顯得不具備代表性。中國的土地製度長期在共有與私營之間徘徊，真正的無產農民其實是赤貧階層，而有產階級概念太寬泛，從自耕農到帝皇都可以說是有產階級。筆者以為，倒不如用“城市”和“農村”這二元更能讀出主題。
書中有一句話說得很好：如果不研究曆代經濟的變革，其實無法真正理解當前的中國。於是，回到“中國曆史的基本麵”，從曆代經濟變革中探研得失，尋找規律與邏輯，也許是一次不錯的探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