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理解中國在亞投行中追求主導性引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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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磊
中國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最早倡議國，是這一新的多邊開發金融機構的主要發起國，在其初期籌建談判過程中擔任多邊臨時秘書處主席國，扮演著主導性引領的角色。這一點，迥異於中國在金磚開發行、上合組織開發行等多邊開發銀行倡議中的角色定位。實際上，這是中國自十八大以來進行外交理念和實踐創新的體現，是“金融外交”頂層設計下追求“更加奮發有為”的多邊開發金融的戰略支柱。中國在亞投行中追求主導性引領作用，對於中國的“外交改革”和亞投行順利組建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探索意義。
首先，從中國三大多邊開發金融倡議推進的實踐來看，亞投行後來居上，推進最快、引起的反響最大，這與中國在其中發揮的推動與引領作用密不可分，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中國的戰略考量和戰術安排，即希望能夠有一個優先次序的安排。三大多邊開發銀行倡議中，成立亞投行的倡議由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訪問印度尼西亞期間正式提出；組建上合組織開發行的倡議由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11月參加上合組織成員國第九次總理會議期間提出；而金磚開發行倡議是2012年3月金磚國家領導人德裏峰會期間由主席國印度倡議的。截至目前，上合組織開發行仍停留在概念階段；金磚開發行由金磚五國組成的多邊秘書處剛剛開始運轉；而亞投行則已吸引了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並首批有多達50個域內外國家簽署《亞投行協定》成為創始成員國。
其次，亞投行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絲路基金等配套銜接，是中國進一步開拓“大周邊外交”的重要戰略規劃。自從2013年10月中國高規格召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以來，周邊外交在中國整體外交布局中占有更為重要的地位，而金融安全也已經成為整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在周邊外交和金融外交領域的直接反映與具體實踐，亞投行在三大多邊開發金融倡議中的後來居上、快速發展也就更為合理。亞投行主要致力於更好地為亞洲地區長期的巨額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缺口提供資金支持，緩解亞洲經濟體麵臨的融資瓶頸，通過區域合作推動亞洲經濟體持續增長及經濟社會發展。這在地區覆蓋和業務領域方麵同“一帶一路”倡議和絲路基金等主權投資基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以展開有效協調與合作。
再次，亞投行籌建談判過程中所體現出的開放包容性、開創探索性和多邊協商性，是作為嶄新的國際多邊金融機構所應具有的特性，保證其能夠實現從理念到實踐的平穩落地，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中國以開放、包容的姿態，歡迎所有有興趣的國家加入亞投行，吸納的意向創始成員國來自亞洲、大洋洲、歐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具有較為廣泛的國際代表性。作為倡議發起者，中方順應國際關係民主化潮流，秉持開放、包容、透明的原則，充分尊重各意向創始成員國的關切和訴求，並與印度、哈薩克斯坦、新加坡等國聯合主持談判代表會議。亞投行堅持以多邊化原則推進籌建進程，民主、高效地完成《亞投行協定》談判，就亞投行的宗旨、成員資格、股本及投票權、業務運營、治理結構、決策機製等核心要素達成重要共識，形成了高質量的協定文本，為亞投行正式成立並及早投入運作奠定了堅實法律基礎。
在麵臨美國和日本等國對亞投行的透明度、運行、環境和社會保障框架及標準等存有一定質疑的現實情況下，中國必須要保證亞投行能夠在三大開發金融倡議中承擔起“先行先試”的重任。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在其組建的最初階段所體現出的主導性引領作用就尤為關鍵。
但無論如何，中國在亞投行中的主導性引領作用並不是片麵機械地追求否決權。雖然在初期階段，中國在亞投行持有的股本占比高達30.34%，投票權占總投票權的26.06%，但這隻是一種階段性現象。隨著更多國家加入亞投行，中國在其中占有的股本和投票權都將會逐步稀釋，尤其是在未來日本和美國等以亞洲域內國家或世界最主要經濟體的身份加入亞投行的時候，這一雙重稀釋就更為明顯而大幅。中國主動承擔如此高比例的股本份額，是積極承擔全球發展責任、提供更多國際公共產品的體現，是為了確保亞投行在籌建初期能夠順利運行。總之，中國的主導性引領不同於現行國際金融體係下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美國和日本在亞洲開發銀行中所享有的最終否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