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桐希望通過共同努力提高自身能力、改變物質生活條件、贏得社會尊重的想法無疑是正確的。雖然，眼前有父母為我們安排好了生活的一切所需，秋桐也有一份較好的工作，但麵對未來，麵對我們想要的幸福生活，麵對屬於我們自己應該承擔的對父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她所說的這些都是需要我們為之竭盡全力的現實問題。
那時，大學生或取得中專以上文憑的知識分子總體上數量較少，按政策在國營企事業單位都被定編為幹部，工資待遇高於普通職工，且升職晉級的機會也較多。拋開個體經商、私營企業不談，單就國營係統來說，取得國家認可的大學文憑，就意味著有更多的工資收入、有更好的發展前途和較高的社會地位。
那時，商品住房的開發建設還沒有啟動，城鎮居民獲得住房的主要途徑，就是單位建房後分配給職工居住。單位新建住房後，往往按級別，工齡，年齡，家庭人口、輩數，有無住房等一係列條件分給員工居住，隻收取極低廉的租金。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有文憑的知識分子既是單位的技術骨幹又是單位幹部，在有房可分時總是占有一定優勢。這也是當時大批國有企事業單位幹部職工，抱著福利分房的希望，寧肯在單位領著微薄的百元不到的工資收入，也不願辭職下海掙每月一千多元薪水的根本原因。在他們看來，辭職下海旱澇不保收不說，即便是經過一、二十年的打拚，順風順水地掙到幾十萬，還是無法換回一套安身的住房，與其如此，還不如窩在單位分到一套福利房實惠。
至於單位什麼時候建房、建多少房完全是根據各單位自身經濟效益和單位領導的決策而定的，因此各單位住房分配情況真是千差萬別。單位效益好、領導又關心職工的單位，職工住房問題就解決得相對要好，效益不好或領導不好的單位，住房供需矛盾就十分突出，一家幾代人能擠在四、五十平米的空間生活，都算是比較好的了，一些沒有住房的居民家庭，長年累月地租住在單位周邊的民房裏。總體來說，還是僧多粥少，到退休都沒有享受到福利分房的職工大有人在。
“好的，一定努力。今年暑假回來，我就邊陪你學習，邊抽時間跟小灑他們出去做生意。”我輕聲地安慰秋桐道。
“你到底用心聽沒聽我說話，在胡思亂想啥子！我是要你專心讀書，不要荒廢學業。沒有讓你去做生意掙錢的意思。”秋桐在我耳邊不高興地嘟噥道。
“認真聽著呢！聽英語教授Cathy說，課餘時間和節假日，美國大學生很多都在外打工掙錢支付自己的學費和生活費。我也想試一試，一方麵接觸了解社會情況，一方麵鍛煉自己的生活能力。”我溫和地回答道。
“不準去！那是沒有人情味兒的資本主義社會，你一個堂堂中國大學生過得好好的又不缺啥子，不需要做苦工掙錢，也不需要用這種方式培養社會能力。以後畢業了有的是機會鍛煉。暑假回來了就好好地陪著我。”秋桐斷然否決道。
“好吧！知道了。”我隻好點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