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真名士自風流
作者：盛夏
一
1936年2月，左聯解散，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兩個口號論爭不了了之，遠在陝北的黨中央始終關注這場論爭。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黨中央決定停止周揚對上海文藝界的領導工作，同時考慮延安需要文化方麵的帶頭人，以領導推動延安文化向前發展。經中共中央上海辦事處負責人潘漢年推薦，中央調周揚、艾思奇、周立波一行等來延安工作。
周揚奉調延安後，中央安排周揚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長、陝甘寧邊區文協主任。從那時起，周揚與毛澤東接觸很多，他們或麵談、或書信往來，關係極為密切。一直受到毛澤東的器重，也確實做出了出色的貢獻，如培養大批文藝幹部，黨的文藝理論建設，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貫徹毛澤東文藝方針，有力地推動了解放區的大眾文化藝術事業。
1937年到1938年初，許多文藝團體來到延安，為了紀念“一 二八”上海抗戰六周年，決定在延安舉行一次隆重的文藝晚會。為此，從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等單位集中了六七十位青年藝術家，隻用兩星期就排演出四幕話劇《血祭上海》，公演20天，觀眾上萬人。
在一次《血祭上海》座談會上，當有人建議創辦藝術學院時，全場響起一片掌聲。毛澤東當即表示願用最大的力量幫助藝術學院的創辦，並宣告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一星期後，由毛澤東、周恩來、周揚等聯合發出《成立緣起》，為紀念已故大文豪魯迅，定名為魯迅藝術學院。該院宗旨是“培養抗戰急需的大批藝術工作者”。
1938年4月10日下午，魯迅藝術學院舉行成立大會，毛澤東出席大會，並講了話。經毛澤東提名，周揚任魯藝副院長（吳玉章任院長）。1938年以後，鑒於延安文藝將有一個大的發展，毛澤東幾次找周揚談話，征求文藝工作方麵的意見。1939年，經毛澤東批準，周揚任魯藝院長。在他主持魯藝工作的幾年中，領導培養了大批革命文藝工作人才。
陝甘寧邊區為全國甚至全世界人士所矚目，許多中外人士不遠千裏、萬裏來邊區參觀考察，各地青年潮水似的湧到這裏來。許多新聞界朋友，采訪邊區後，寫成印象記、訪問記、作了很多介紹。但也有少數人顛倒黑白，攻擊邊區為“封建割據”、“破壞統一”。
邊區究竟是怎樣一個地方？向全國人民作一忠實介紹，十分必要。1938年秋冬，毛澤東辦公室秘書長李六如與秘書和培元兩人合寫了一本《陝甘寧邊區實錄》，初稿完成後，送毛澤東審閱。因忙於黨內其他工作，1939年1月22日毛澤東寫信給周揚，委托周揚辦理此事。信中寫道：
周揚同誌：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寫一半，我全未看。因關係邊區對外宣傳甚大，不應輕率出版，必須內容形式都弄妥當方能出版。現請你全權負責修正此書，如你覺須全般改造，則全般改造之。雖甚勞你，意義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書。
備有稿費（每千字一元五角），當分致你與李、和三同誌，借表酬勞之意。
此致
敬禮
毛澤東
一月二十二日夜十時
從此信中的“對外宣傳、全權負責”能看出毛澤東對周揚是極信任的。經過周揚的修正加工，《陝甘寧邊區實錄》一書於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毛澤東為此書題寫了書名，並題字：“邊區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是實施三民主義最徹底的地方。”
1940年10月成立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周揚擔任主任，主管全黨文化工作，仍兼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
在中央紅軍時期，紅軍裏麵的文化工作比較少，到了延安以後才開始搞文化工作。當時有陝公（陝北公學）、抗大（抗日軍政大學）這些學校，還有魯藝，後來也成立了各種協會。從上海去的絕大部分人都是在魯藝。此外還有一個“文抗”——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總會還在重慶。“文抗”有些作家，像丁玲、艾青、蕭軍、歐陽山……一大批。這樣延安就開始有了文藝活動。
有了文藝活動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從上海來的，到延安以後，對朱（德）、毛（澤東）都充滿了感情。搞文藝工作的人，這種感情更豐富。這些人盡管是左翼，盡管是共產黨員，甚至還不是一天兩天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們的世界觀許多還是小資產階級的。這些人過去都信仰革命，同誌中甚至有人犧牲了，現在他們活著到了延安，大家都很高興。
當時發生的一個問題就是這些人怎麼能和工農兵結合的問題。這是個根本問題。這個根本問題在上海是很抽象的。在上海的時候，他們也說要擁護紅軍，就是殺頭都不怕；但是紅軍到底是個什麼樣子，也是抽象的，也沒有見過。到了延安，就發生怎麼跟工農兵，跟你所理想的，你所為之奮鬥的，甚至於不惜為之犧牲的這個對象相結合這樣一個問題。過去是理想，你不認識工是個什麼樣子，農是個什麼樣子，紅軍是個什麼樣子，幹部是個什麼樣子。現在是現實，怎麼同工農兵結合。上海來的這些革命者都是熱情的，但是不認識對象。所以到延安去的那些女孩子對我們老幹部有一個說法，就是：“老幹部可敬，不可愛。”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到了延安不但是到了一個新的地區，從自然條件來講，這個地區很落後；更重要的是到了一個新的時代，工農兵當權的時代。這不是重慶，盡管條件沒重慶好，沒有那麼多的出版物，沒有那麼多的文化。但這裏所代表的是一個新的時代。他們沒感覺到是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沒感覺到有一個要熟悉麵前這些新對象的問題。他們還是上海時代的思想，覺得工農兵頭腦簡單，所以老是想著要發表東西，要在重慶在全國發表，要和文藝界來往，還是要過那種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這怎麼成呢？
所以，跟新的時代的群眾結合成了根本問題。周揚到上海時，有個老朋友問他，說你在延安，經曆延安的這個偉大的整風運動，講點經驗吧。周揚說這個問題太大了，一下子也講不清楚。
但周揚想了一下說：心得隻有一條，就是在1942年的整風運動以前，盡管我寫了不少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我沒有認識到自己還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還不是個共產主義者，經過整風以後我才認識到這一點。我說你如果要問我有什麼收獲，這就是我唯一的收獲。我當時講過這句話，我現在還是這麼感覺。如果還要補充一點的話，就是我首先還不能說自己是個完全的共產主義者。這確實是不容易的。
周揚接著說：你要問“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背景，這個背景主要的就是結合問題。這個問題不但在當時存在，解放以後又一次發生，而且今後，也還有這個問題。可以說我們無產階級的文學和毛主席的文藝路線根本也是這個問題，因為要同工農結合、跟時代結合不是很容易的。
當時延安有兩派，一派是以“魯藝”為代表，包括周揚、何其芳等，以周揚為首；一派是以“文抗”為代表，以丁玲為首。這兩派本來在上海就有點鬧宗派主義。“魯藝”這一派的人主張歌頌光明，雖然不能和工農兵結合，和他們打成一片，但還是主張歌頌光明。“文抗”這一派主張要暴露黑暗。
毛澤東對這個爭論作了很深刻的解答。他說，他們盡管有爭論，但在跟工農兵的關係這個問題上都沒有解決。
這個說法是最深刻的。周揚幾十年來跟毛澤東接觸，感到最深刻的就是這一點。
後來“文化大革命”時人家怎麼搞周揚，周揚對別的都不難過，就是毛澤東對他的這個期望，他認為辜負了毛澤東，沒有很好地和群眾結合，沒有到群眾中去，都是高高在上。所有的缺點錯誤，這個是最根本的。這也是所有的文藝工作者今後要解決的問題。
周揚這一派，包括何其芳這些人，要歌頌光明。他要進步，熱情洋溢。“文抗”的人就看不慣，要暴露黑暗。“文革”時他們批判周揚，說周揚主張太陽中間也有黑點，周揚也主張暴露黑暗，反對毛主席。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文抗”們要暴露黑暗，周揚為回答他們寫了一篇文章，周揚說：請你們不要在根據地找缺點，因為太陽中間也有黑點。後來別人就批評周揚說這是攻擊毛主席的。因為周揚不讚成他們的觀點，才寫了這篇文章。那是在整風以前，周揚的思想也沒有改造，當然那篇文章不會很有力量，但是周揚是反對他們的。後來就是因為周揚寫了這篇文章，延安有四個作家聯名寫了一篇文章反對周揚。
這都是文藝座談會以前的爭論。雖然爭論，但是沒有解決問題。無論主張歌頌光明也好，暴露黑暗也好，都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問題還是如何同群眾結合。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王實味的文章《野百合花》，丁玲的文章《三八節有感》。他們公開發表文章，表示對周揚不滿意。丁玲那時候是《解放日報》文藝版的主編，她自己首先發表文章。這樣的現象不但毛澤東注意到，許多老幹部也注意到了。他們從前方回來，說延安怎麼搞得這麼烏煙瘴氣，這還加上演舊戲呀，演外國戲呀。毛主席就找了很多人談，首先找“文抗”的那些人談，當然也找了“魯藝”的人談。談了以後就把這個問題提到更高的高度，就是同工農兵的關係的問題，這個問題才能解決。主席在講話之前確實找了很多人談，開座談會的時候聽了大家很多的發言，周揚也作了一個比較長的發言。經過情形大概就是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