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主體性在典籍英譯中的彰顯
語言研究
作者：劉炳淑
本文是“山東科技大學科學研究‘春蕾計劃’項目” ，項目編號2010AZZ143
摘 要：譯者是翻譯的主體，也是傳播民族文化的重要參與者，但是長期以來譯者的地位一直被忽視或不被重視。但是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翻譯研究出現“文化轉向”，關於翻譯主體的研究才得到了重視。汪榕培作為中國典籍英譯的主要貢獻者之一，為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本文主要依據汪榕培的翻譯著作，研究了汪榕培的翻譯思想及其主體性在翻譯過程中的體現，從而拓展典籍英譯者的主體研究。
關鍵詞：典籍英譯；主體性；文化轉向
作者簡介：劉炳淑（1978-），山東濰坊人，山東科技大學外語學院教師，主要研究方向：英漢對比與翻譯。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23--02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翻譯研究出現的“文化轉向”，譯者的地位和身份得到大大地提高，譯者作為翻譯的主體被廣泛的承認。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她的書中提到，翻譯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很多影響譯者的文本外的因素，如譯者的生活閱曆、教育文化背景、譯文產生的社會、曆史、文化背景，以及譯者在進行翻譯策略選擇時的各種主觀因素，也應當納入研究的視野（Susan Bassnett， 2004）。在中國翻譯曆史的轉折點，隨著第四次翻譯高潮及世界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翻譯被視為一種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際活動。在此形勢下，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身份變得越來越彰顯，而對譯者的研究也變得越來越重要（許鈞， 2002）。為了研究譯者的整個翻譯行為，應當首先研究譯者所選擇的文本材料及文本類型。尤其是在新的社會曆史背景下，與“如何翻譯”相對比，“譯什麼”成為所有中國譯者共同麵臨的問題（穆雷， 2003）。在整個翻譯過程當中，譯者能否選擇恰當的文本類型及翻譯標準是非常重要的。能否選擇恰當直接決定譯文的成功與否。
一、文化態度與汪榕培的文本選擇
作為我國傑出的翻譯家和教育家，汪榕培翻譯了眾多的中國典籍。然而，他並不是隨機選擇文本進行翻譯的，而是有其自己的標準。縱觀他的翻譯著作，大概可以分為三類：
1、中國詩歌：如《陶淵明詩集》、《陶淵明集》、《樂府詩集》、《孔雀東南飛》、《漢魏六朝詩300 首》
2、中國古代哲學著作：如《老子》、《墨子》、《易經》、《莊子》
3、中國戲劇：如《牡丹亭》、《蘇州評彈》、《昆曲精華》、《邯鄲夢》。
汪榕培選擇不同的文學作品來翻譯，這很好地反映出他的性格和人生態度。既然翻譯是受特定的曆史環境影響的有目的性的活動，那麼在譯者翻譯的不同階段，不同的翻譯目的決定譯者的翻譯選擇（範祥濤，2002）。除此之外，一些外在因素，包括曆史變革，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需要以及加強中國文化軟實力等，都會影響譯者的翻譯選擇。
傳統的中國文化崇尚“德性文化”，強調道德原則與實際生活的統一，即道德原則不能脫離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之中必須體現道德原則。對知識分子則要求“文”“德”一致， 並重在文章的道德教化功能和為人的人格價值。中國傳統譯論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 其對人文因素的關照， 體現在除了對翻譯主體的雙語能力、學識修養的要求外， 對其性格氣質也提出了要求。強調譯者所選擇的翻譯作品要與譯者自身的個性氣質相一致（葛校琴， 季正明，2001）。鬱達夫論述自己的翻譯選擇標準時說：“非我愛讀的東西不譯”，“譯本在可能的範圍以內，當使像是我自己寫的文章，原作者的意思當然也是顧到的，可是譯文文字必使像是我自己做的一樣”， （陳福康， 1992： 277）可見他強調翻譯過程中譯者和作者主觀感情的融合。傅雷指出：“選擇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終與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強；有的人與我一見如故，甚至相見恨晚。”（羅新璋， 1984： 626）傅雷還認為，選擇一部翻譯作品，最好還是看作品與自己的氣質是否相符。林氏所選譯的《浮生六記》就是這樣一位“一見如故”的“朋友”，不僅是他“素好”和“深愛”的，而且與其為文為人的風格氣質十分契合。鑒於此，汪榕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所選擇的文本很好地反映出現實生活中他的性格。作為一名本色譯者，汪榕培選擇了他喜歡的文本來翻譯，而且他的每本譯作都反映了他的性格和人生態度。
“我最喜歡的詩人是陶淵明，所以我選擇他的詩歌來譯。”（汪榕培，2000）汪榕培隻選擇與他風格相似的著作來譯。餘光中也認為譯者應該選擇與他風格相近的來譯，隻有這樣才能傳達詩的意境，風格以及原文中的深層意思。以陶淵明的詩歌為例。陶淵明在社會的喧囂中依然能保持他的高尚的品質和生活的追求。陶淵明在那種社會依然履行自己的人生態度和標準，在他的詩歌中自然地流露出他的個性和追求。因為陶淵明的是不是雕刻的，而是自然地流露，所以並不是每個譯者都能再現陶淵明的風格和韻味。汪榕培翻譯的陶淵明詩歌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押韻的譯本。黃中習評論說，汪榕培的翻譯超越前賢。侯向群認為汪榕培的翻譯成功的再現了陶淵明詩歌的藝術風格。汪榕培能夠成功的再現原文的風格還在於他與陶淵明有著共同的愛好，飲酒。陶淵明嗜酒成性，這些可以反映在他的詩歌上，現存的120多首陶詩中，有40多首是關於飲酒的。與陶淵明一樣，汪榕培的好酒豪飲也是圈內所知，但他不是沉溺。約上三五好友，便能開懷暢飲，談古論今，激揚文字，快意恩仇（霍躍紅，2005）。至於汪榕培的選擇的戲劇翻譯，也與特定的文化背景及他的個人愛好有很大關係。汪榕培個人很喜歡京劇，據說，2004年，一個名叫範金秋的大連劇團演員，因缺乏資金想放棄參加的全國大賽，汪榕培先生慷慨解囊，替他完成了夢想。他的一大夢想是把中國的莎士比亞，即湯顯祖的戲劇翻譯成英語，因此他選擇了湯顯祖的戲劇來譯。除此之外，汪榕培還選擇了很多中國古代哲學著作，如《老子》，《莊子》等。從他所翻譯的哲學著作中可以看出，所有的著作大都反映出一個思想，“道教”。無可否認，“道教”思想對他的影響，從他的談話當中也能流露出他對道教所表達思想的認同。他說，“道教表達的是一種處事思想，跟個人沉淪無必然關係”。用平靜的心態去看待世界。同時，汪榕培之所以能成功翻譯眾多的典籍，與他的淵博的學識和豐厚的文化底蘊，及對中西方文化的了解是分不開的。汪榕培不但是我國著名的典籍英譯家，而且是著名的詞彙家。汪榕培說，我隻做我喜歡的。他從翻譯過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