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顥 天理萬物，經以載道
國學
作者：孫聚成
沃野千裏的中原大地，伊洛河靜靜北流，最終交彙於黃河。河出圖，洛出書，太極八卦演繹了中華文明的前奏。
站在清澈的伊河岸邊，程顥感受到了天地之氣的浩瀚，感受到了文明悄然演變的足跡，對怎樣更好地傳承儒家學術也有了更多的感悟和期待。
程顥（1032—1085），字伯淳，號明道，世稱明道先生。洛陽人，北宋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詩人，封“先賢”，奉祀孔廟東廡第38位。他與程頤為同胞兄弟，世稱“二程”，共為北宋理學的奠基者。
程家曆代仕宦，二程就是在其父任黃陂縣尉時所生，自幼深受家學熏陶，具有獨立的思想和政治見解。北宋嘉祐二年，程顥考取進士後，曆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察禦史、監汝州酒稅、鎮寧軍節度判官、宗寧寺丞等職。宋神宗初年，程顥出任禦史之職，因反對王安石變法，不受重用，遂返回家鄉洛陽。
1082年，程頤辭朝回鄉，時任西京留守的文彥博，把自己位於伊河之濱鳴皋鎮的一座“別墅”，連同“糧地十頃”送給了程頤。從此，就有了著名的程顥廣授門徒的“伊皋書院”，程顥與其弟程頤一起，麵對蜿蜒北去的伊洛河水，每日在此以讀書勸學為事，潛心於學術研究；從此，洛學學派，這個北宋時期影響最大，也是最為典型的理學學派也應運而生；從此，程顥、程頤兄弟齊名，光耀千古，共同成為中國儒學第二次複興的骨幹人物。
程顥的主要成就和哲學貢獻是他的理學主張。
程顥與程頤一起，創立了“天理”學說。二程兄弟所謂的“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則，也是指人類社會的當然原則，適用於自然、社會和一切具體事物。這樣，他們把儒家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達了出來，把中國上古哲學中“天”所具有的本體地位，用“理”來代替，這是二程對中國哲學的一大貢獻。
在二程看來，“萬物皆隻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於理”，“有理則有氣”，所以，二程的“天理論”是有係統、有層次的完整理論體係：理是超時空的，完滿的精神實體；理是世界萬物的總根源；理是自然和社會的最高法則；理是封建倫理道德之總稱。
具體到封建等級製度而言，君臣、父子、夫婦之別，就是理。二程所開創的理學，被朱熹加以繼承和發展，形成了一個具有比較嚴密邏輯體係的學說，程朱理學從此便在中國後期封建社會的思想領域中，長期占據統治地位。自北宋至清末，理學主張為高度集中的集權政治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並且成為封建社會統治者的政治思想基礎。
二程的理學主張，是他們長期研究探索的結果，程顥曾說過：“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史書記載，程顥曾經求學於周敦頤，“幼有高識，非禮不動”，18歲時寫的《顏子所好何學論》，得到當時掌管太學的大儒胡瑗之賞識，立即傳他相見，又“處以學職”，程頤從此一舉出名，他的同學呂希哲等人竟拜他為師，“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眾”。
在學風上，二程提出了“窮經以致用”的主張，突破了漢學不敢獨立思考的墨守成規的治學方法。當程顥兄弟在洛陽開辦學院，修講儒學，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裏而至者。“洛學”在學風上不像兩漢以來的儒學那樣，隻埋頭於對儒家經典的訓詁考釋，而是著眼於根本，追尋其精神實質，著重於對儒學經典之精妙奧義的探索與發掘，抓住關鍵，“直睹堂奧”，從而達到了“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之目的，所以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程顥的成就還體現在他“格物致知”的認識論和修養論。
在修養方法方麵，程顥提出了“定性”的理論。所謂“定性”實際就“定心”，即如何使人做到內心的安寧與平靜。他認為，要使內心平靜，不受來自外部事物的幹擾，就應該雖接觸事物，卻不執著、留戀於任何事物，“內外兩忘”，超越自我。這一“定性”的理論，是程顥發揮了孟子的“不動心”思想，也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心理修養經驗後而成的。
要做到“格物致知”，程顥主張向內探求，隻要使心中之理發揚光大，就可以窮盡天地之理，即“存天理，滅人欲”。隻要向內用功，不需向外探求，因為天人是一體的，心、性、命、天緊密相聯，天理本來就存在於心中，故不須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