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成長的環境和一些先天因素，每個孩子總會有自己的興趣偏好，如果父母硬要孩子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往往是“強扭的瓜不甜”，效果適得其反。
在選擇中缺乏自主性、缺乏自我意識，是很多孩子的一個普遍現象。如今的獨生子女是抱大的一代，成長在由家長精心構建的溫室裏，幾乎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無論是吃什麼、喝什麼還是穿什麼，家長都已準備好，根本輪不到他們動腦。上學有人送，放學有人接，考學家長給意見，畢業家長幫分配等，孩子沒有任何選擇權，家長早就安排好了。久而久之，他們就失去了獨立思考和承擔責任的機會，遇到什麼困難都要找父母幫忙，依靠父母來解決。這樣的孩子將來很難在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中站穩腳，因此，要想孩子將來能開拓出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家長就要從即刻做起，把選擇的權利還給孩子。
喬治·威爾斯·彼得爾由於在基因和遺傳學方麵的突出貢獻而獲得1958年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他還積極投身於社會活動當中，組織了旨在反對“美國保安計劃”的活動，領導了反對種族隔離的鬥爭，是一名有著進步意識的社會活動家。
彼得爾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父親對他沒有什麼特別的期望，隻是盼著孩子快些長大能幫助自己做家務。父親沒有去問彼得爾的學習，也不注重什麼精神生活，隻是對他的作息時間嚴格要求，要求他和自己一樣勤快。每天黎明，父親就會叫他起床幹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或是四處溜達活動活動，使他從小養成了勤勞早起的好習慣。
父親對彼得爾的學習成績從來沒有任何標準和要求，因此，彼得爾學習沒有任何壓力，隻是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選擇書籍來閱讀。彼得爾在和父親一起勞作時，耳濡目染，對農作物非常了解，尤其對玉米有著深刻的感情，他成年後從事生物學研究時，就是從玉米開始的。
後來彼得爾考入康奈爾大學，師從愛默生教授，開始了遺傳學研究的曆程。他發表的關於玉米遺傳的特征和玉米細胞成熟分裂的過程的論文，涉及染色體問題，在美國生物學界引起了專家的關注。而後，他又前往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與現代遺傳學的創始人托馬斯·摩爾根共事，為他今後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正是由於父親的放手，什麼事情都讓彼得爾自己去選擇，才使他有機會成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和社會活動家。
彼得爾的父親開始就不對兒子抱什麼期望，因此放手讓孩子自由自在地去學，去感受，父親的“無為而治”反而取得了神奇的效果。因為彼得爾有機會自己在生活裏去感受，所以他才會有那麼多的思想。思想這東西，不是做練習題就能做出來的，也不是看教科書就能看出來的，它來自於對生活的體驗和感受。
現在很多家長教育兒子持有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一定要孩子按照自己期望的某種軌跡去發展，給孩子造成極大的壓力，結果卻事與願違。要知道，一個人的成功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其中的很多機緣和變數不是家長可以左右和操縱的，人為地去控製或強行塑造孩子，隻會帶給孩子巨大的傷害。
一位學者曾對中學生的自主性狀況做過這樣一個調查：如果學習和生活中遇到難題，一時解決不了時，怎麼辦？一所中學被調查的150名學生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回答：“有困難當然是找父母解決。”沒有一個學生回答自己先想辦法解決，實在解決不了再找父母幫忙。對於今後準備從事什麼職業，90％的學生說要問過父母後才能回答。
有的父母持有按自己的人生理想、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塑造兒子的傾向，不考慮孩子本身的素質和興趣，對孩子強行塑造。有的父母不了解孩子的思維方式，不能體驗也不能進入孩子的心理世界，武斷地塑造、代替孩子的思維方式。當孩子因此有抵觸情緒時，父母總是以“我們不會害你的，我們比你懂，你按我說的做準沒錯”，來應對孩子的不滿。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的孩子，遇到困難時，也隻能等著父母來幫忙；被問到自己的職業取向，自然隻能回家向父母討答案。
兒子總是要離開父母，獨自去開拓，如果他們從小沒有選擇的權利，沒有體驗選擇的滋味，長大後也難以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難以迎接各方麵的挑戰和競爭。
孩子在自主選擇時，因為社會知識和生活經驗不足，出現偏差是難免的，但是，並不能因噎廢食，剝奪他們選擇的權利。選擇和責任是相輔相成的，責任感是在自我選擇中形成的。一個人沒有選擇的權利，隻是被動地接受，也就不會承擔什麼責任。父母應該尊重孩子，還給孩子自主選擇的權利，讓孩子對自己的事做主，培養孩子的責任心，培養孩子克服困難、戰勝困難的頑強意誌，培養孩子遇事冷靜、有主見的良好心理素質。在這個過程中，孩子可能會摔幾個跟鬥，或是走一段彎路，但選擇的能力就是在一次次的嚐試中提高的。父母不要因為擔心孩子吃苦或吃虧就剝奪孩子的選擇，甚至否定孩子選擇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