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會戰後，倭寇成功進占武漢，但此時倭寇已處於過度延伸狀態，其多數常備與後備師團，均已投入前線，猶未能摧毀我軍主力，我軍主力猶存，仍然在堅持戰鬥；且雖然精華區業已損失大半，但是我政府仍不接受倭寇的和談條件，而且我國是個農業國，沒有要害可抓，倭寇發現他們陷入了他們一直想避免的持久戰深淵。
而倭寇此時的選擇是停下來，一麵鞏固占領區，一麵采取局部攻勢，以施加壓力於我政府，冀望我政府同意和談。這種策略基本上隻是重彈南京攻陷後的老調，可情況對倭寇卻更惡劣，占領區大了至少一倍，倭寇既缺乏實力全麵控製占領區，又缺乏足夠的預備隊，倭寇國內資源稀少而人口不足的劣勢顯露無疑。如果說在民國二十六年底倭寇采用這種策略是明智的話，一年後再重啟此一想法就是愚蠢之至的表現。
除了力求控製占領區以外，倭寇還希望以局部攻勢消耗我方實力，由於中央嫡係精銳多部署於西南充當預備隊，或是布置於武漢四周俟機反攻武漢。因此，倭寇必然決定將局部攻勢的重心放在對我第五、第九戰區的防區，以逐次打擊中央精銳單位為第一要務，眾所周知，整編軍和黃埔軍在抗戰中表現的最為優秀，而這兩支軍隊的核心主力，都是黃埔係的軍隊，也就是中央軍精銳單位，這就是倭寇的目標。
於是，當倭寇方麵各軍都在忙著調防，且多以旅團取代師團的情況下，武漢的第十一軍仍控製了七個師團又三個旅團的龐大兵力，且有倭寇著名將領，於末將看來乃是最危險的將領的岡村寧次指揮，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對陪都重慶造成強力的威脅，迫使我軍精銳部隊一百軍不得隨意調動參戰，雖然我們牽製了倭寇相當的軍力，但是倭寇也牽製了我們相當的軍力，致使最強力的一百軍不能隨意的離開重慶作戰。
而在民國二十八年一年中，第十一軍先攻奪南昌，再先後對湖北第五戰區及湖南第九戰區發動大規模攻勢，幾次會戰的規模都很大，可除攻占南昌外，對我軍的打擊都不嚴重，甚至隨棗會戰和長沙會戰還是我軍戰勝了，倭寇戰敗的相當慘，所以倭寇徒耗大量兵力卻無所得，這使得他們幾位惱怒和擔憂，擔憂我軍的戰鬥力和戰鬥意誌的上升對他們而言是一種巨大的威脅，他們不可能的不擔憂，不防備。
第十一軍在整個民國二十八年的戰果是差強人意的，且整體上倭寇兵力過少，不夠分配，就算是兵力最為充裕的十一軍各師團也負有占領任務，還要負擔著一百軍十萬大軍隨時可能發動的襲擊，所以兵力更加捉襟見肘；要發動攻勢就得大幅抽調守備兵力，在無兵接防的前提下，攻勢自是不可能持續，換言之，要以大攻勢削弱我軍，倭寇就得大幅增兵，否則能打的就是局部且不深入的攻勢而已，於我國極大的戰略縱深而言，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這就是白副參謀長所言的倭寇的極大劣勢，短小淺虛，不能負擔長時間大規模的深入作戰，這就好比當年的漢武帝對抗匈奴，在那種情況之下，漢武帝竟然可以發動那般的強力持久的對匈奴的打擊，並且甚至深入漠北，發動了漠北決戰，終於擊破了匈奴，這是隻有大國才擁有的強悍國力，而且憑著當時的大漢帝國，也因此而戶口減半，由此可見，倭寇根本不具備這樣的能力。
但是根據目前的情報來看，末將以為，冬季大反攻不僅僅是讓倭寇吃盡了苦頭，更是讓倭寇了解到，前麵數年的戰爭根本沒有摧毀我們的根本，所謂的“三月亡華”和“攻占武漢即亡華”等口號一次次的落空，所以倭寇已經充分的認識到了他們戰略上的缺失，所以末將以為，倭寇勢必會在著一段時期內，發動對第五戰區或者是第九戰區的攻擊，以解除第五戰區和第九戰區對於武漢的強大威脅，並且試圖攻取重慶。
根據末將的判斷，倭寇發動對第五戰區的攻擊作戰的可能比較大，一方麵是因為第五戰區是重慶的屏障，距離重慶更近，且更具備威脅重慶的能力，而第九戰區是倭寇屢次吃虧的戰區，岡村寧次心有戚戚，不敢貿然發動對第九戰區的進攻，何況第九戰區的地理位置並不接近重慶，對於重慶而言並不具備直接的威脅能力，而且薛嶽將軍善戰，一旦被薛嶽將軍的天爐戰術拖住，一百軍從重慶殺出，那麼武漢就有被突襲的危險，倭寇就會腹背受敵。
而第五戰區相對而言不具備第九戰區那樣的得天獨厚的地理形勢和巨大的縱深，而且第五戰區是重慶的重要屏障，相對於第九戰區的牽製而言，第五戰區更為重要，一旦突破第五戰區，倭寇便可長驅直入，取得了進攻重慶和四川的前哨站；所以，如果末將是岡村寧次，就會選擇攻擊第五戰區！
一旦攻擊第五戰區，那麼就會引起重慶方麵的注意，一百軍勢必也會被調動起來，那麼岡村寧次就可以不用留很多的部隊保護武漢，而可以將原先警戒一百軍的軍力直接投入戰場，以期與一百軍直接交戰，發揮這些被牽製住的兩個或者三個師團的軍隊的軍力，大大增強倭寇的可戰鬥軍隊，這並不利於一百軍的作戰，一百軍的軍力，可以單獨和倭寇兩個師團左右的倭寇相抗衡，一旦超出這個範圍，就很危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