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隻是一件小事，我們所遭遇的危局不僅僅是這些，倭寇在中途島大敗之後，深感中國戰場不能繼續維持下去，急需改變現狀，所以製定了兩個作戰計劃，就是五十號作戰計劃和五十一號作戰計劃；所謂五十號作戰計劃，就是在民國三十一年的九月份以五個師團的兵力渡黃河，殲滅胡宗南部的主力，而後南下進逼四川。
五十一號作戰，則是以鄂西作為出發點，並擬於民國三十二年春寒之後從宜昌附近動用八個師團的大軍，配合五百架飛機，溯長江西上，直殺重慶，其最終企圖便是兩路夾擊重慶，威脅陪都，以致中國於死地，不過這個計劃被日本參謀會議否定，因為這些人都有過和中國軍隊交鋒的經驗，他們認為，以目前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隻是如此規模，恐怕根本無法達成目的，勝算不大。
所以他們要求地麵攻擊部隊增加到四十二個師團，其中十五個師團外加十四個獨立旅團負責治安，並對付敵後遊擊作戰等，以十八個師團的主力從宜昌全力仰攻重慶；於是所謂五十號作戰和五十一號作戰一下子變成了五號作戰，五號作戰被裕仁這個王八蛋批準，但是因為太平洋戰爭吃緊，倭寇被迫放棄了這個龐大的作戰計劃，這一次將要動用一百萬人作戰的龐大會戰計劃破滅。
這卻也是美國人所作出的為數不多的貢獻了，但是這個貢獻可不是美國人特地做出來的，而是無意中，所以後遺症很猛烈，那就是民國三十三年的一號作戰，當然，這是目前我所預料不到的；我隻知道，仗打到這個時候，我們和倭寇都已經山窮水盡了，可是我們還是有所不同的。
日本畢竟是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有著嚴明的法製，所以日本還可以有效地組織未能參展的人員進行沒有報酬的勞動，無論是老弱病殘還是幼年孩子，都可以以動員起來壓榨他們的勞動力，雖然聽上去很殘忍，但是戰爭的本質就是殘忍，打仗就是打錢，打資源，戰爭對於社會經濟的破壞力是毀滅性的，所以無論什麼時候，戰爭都隻能帶來毀滅而不是發展。
倭寇尚且能夠壓榨人民的勞動力，而中國卻連這一點兒做不到，因為中國沒有完善的戶籍製度，使得我們根本不知道如何有效的動員人民參與保家衛國的戰鬥；日本明治維新第一件事情就是統轄規範戶政，這樣才可以使得國家有效的管理人民，包括納稅服役和接受教育等等等等的一切，這都是戶政的重要性的體現，而中國沒有，前清滅亡之後，中國始終都是軍閥混戰的混亂狀態，國家尚不能統一，何來戶籍製度的實施？
所以我們連動員的能力都沒有，我們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動員人們去為保家衛國做出貢獻，我們被稱為一盤散沙，還是有現實意義的，因為實際上，我們就是如此，我們空有國號，而沒有國家；戰爭對於美國日本這樣的已然如此，那麼對於中國這樣的窮國家而言，又會是如何？看看老美打仗的方式，炮彈子彈不要錢的傾瀉，坦克裝甲車不要錢的往前衝，兵艦炮艦仿佛就是別人送的。
而我們呢？連步槍都湊不齊，而如今竟然扛過了六年的蹉跎歲月，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偉大的奇跡，走到這一步，我們已經山窮水盡了，倭寇也已經山窮水盡了，可是相比之倭寇嚴密的社會組織，我們隻能是山更窮，水更盡，打起仗來，我們更加沒有底氣，但是因為我們的這幾支二十世紀的軍隊，我們才撐了下來，可是戰爭時期我們掌握著大義，可以用大義來抵消人們的不滿，但是一旦結束了戰爭，我們還有什麼理由？
一直到抗戰結束之前的一段時間內，一個低階軍官的軍餉隻剩下了民國二十六年的三十分之一，就算是最受優待的大學教授這一類的職工的工資，也隻剩下了民國二十六年的二十分之一，這已經是國府的最大能力了，沒辦法，實在是拿不出錢來了，之所以那麼多軍隊一方麵對一百兵團充滿怨念，一方麵又急切的想要加入一百兵團，就是因為一百兵團的首級記功製度。
可是這些錢基本上都是來自於英國和美國，少部分是校長支出的，就算如此，這個製度也是褒貶不一，最後，無奈之下我隻有向全軍通報了這種情況，不需要校長支出這筆費用，而改由父親留給我的最後一筆錢來支出這筆費用，到最後，為了緩和財政危機，這最後一筆錢，也交給了校長去運作，無可奈何，真的是無可奈何，但凡有一點點辦法，我們都不會采用那種方法。
被逼到後來，我們無可奈何地使用了飲鴆止渴的昏招，大量的印刷鈔票，最終導致了法幣的快速貶值，國家的金融體製崩壞，一發不可收拾，我的這筆錢，校長沒有用，校長大概也知道這筆錢的數目雖然龐大，但是比起整個國家八年的虧空，隻是九牛一毛，所以校長沒有用，而是在抵達台灣之後把這筆錢還給了我，作為我的起步資金，他對我說國家欠我父子的太多了，太多了。
國家危難之下，軍人固然可以為了國家流血犧牲，知識分子們也可以忍受清貧為國育才，為國家保全未來的希望，但是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是如此，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有人可以忍受，但是更多的人則是不能忍受的，所以當時社會上流傳一句話，工不如商，商不如屯，這就是說做工不如做生意，做生意不如囤積居奇，因為按照當時的程度，隻要不賣出去，已經是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