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的一個晚上，大概11點左右，我走在離家幾個街區的街道上。剛拐彎進入一個繁忙的十字路口，我就看到幾輛警車停在那兒，圍成一圈，車前燈的光柱聚集在一位十幾歲男孩身上——這位瘦小弓著背的男孩雙手被銬在身後，微微低著頭，幾乎麵無表情。
我立即認出了他——在此姑且稱他威廉。幾年前我曾經執教他所在的籃球隊，那時他十二三歲，是我最喜歡的球員之一。當時他非常友善、精力充沛、有些淘氣但通常並無惡意，讓人覺得有趣。他總能很快明白成人的意圖，而且是個寬厚慷慨的隊友。
回想起來，我不知道為什麼威廉戴著手銬的那一幕讓我猝不及防且深感震撼。過去幾年我曾聽說他總是逃學，並對老師有暴力傾向。我也知道他曾因搶劫或吸毒幾次被捕。我知道威廉的父親是一名經常出差的公司主管，酗酒，對待威廉嚴厲苛刻，而他的母親似乎離群索居、沉默寡言。
不過，這個夜晚他墮落的一幕確實讓我深受打擊，或許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我覺察到某種責任感。我覺得失去了“我們”的一個孩子。隨後幾天，在與熟悉威廉家庭的一些家長交流時，我發現他們顯然也有同感。
我開始思考自己本可以做些什麼以改變威廉的發展軌跡。我本可以與他的父母或學校顧問進行何種談話？應在何時進行？這種談話可能會有何種結果？為什麼我及其他認識這個家庭的家長本能地回避這種談話？
不久前，我曾與傑羅姆·卡根（著名兒童心理學家和道德發展學者）談及美國兒童的狀況。卡根曾對養育方式的曆史變化進行研究，而他從未像現在這樣感到憂慮：“孩子與父母汲取了其文化的價值觀念，而我們的文化較之前幾代要更為利己。對社區的責任感與個人提升的願望之間已然失去平衡。看看安然公司的負責人，以及虐待男童的牧師，還有按揭公司的銷售人員（他們將高額抵押貸款發放給那些顯然沒有償債能力的成人，卻毫無羞愧與內疚）。對於何為良知，在這個國家已經不再存在共識。”
盡管本書主要關注的是父母的道德與指導能力，然而這些能力當然並不處於真空之中。與孩子一樣，家長、教師及教練都是其時代文化趨勢的起因與產物。
可以肯定的是，有些文化趨勢是積極的，例如越來越多的美國父母教育孩子注重多元性，並向女孩灌輸她們擁有與男孩相同的職業選擇這一觀念。但是也有一些文化特征與趨勢令人不安。美國人想做好某件事，幾乎無一例外要運用到團隊力量，無論是建造火箭、打擊恐怖主義，或是開發新產品。然而一旦涉及可以說是最為重要之事時——即培養具有道德觀念的兒童，美國父母往往就顯得互不交流，並未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反饋，這是相當危險的。研究表明，許多家長即便懷疑鄰居虐待孩子，也不願幹涉其家庭生活。這就是威廉這樣的孩子沒能克服自身缺陷的原因之一。與此同時，許多有機會接觸各類家庭的專業人士，包括教師與教練、醫護工作者、兒童保育人員、牧師等等，他們往往認為養育孩子是樁私事，而即便他們擔心某個孩子，也不願積極麵對其家長。在許多情況下，政治領導人亦不願意以適當方式向家長提出質疑。而這種不情願令人擔憂，因為身為父母，我們的某些行為危及孩子的道德發展，而自己卻往往一無所知——這正是本書試圖揭示的一點。
還有一種文化趨勢同樣令人極為不安：如今的許多父母非常自私並長於自我防護，有時甚至推卸最基本的道德責任。這一點在父親身上顯得尤為突出。不同種族、階層的父親紛紛拋棄自己的孩子。回想一下，大批孩子出生後跟隨未婚母親生活、父母離異的許許多多孩子與父親失去聯係，無數父親即便在家亦顯無足輕重——在成百上千萬孩子的生活中，父親的角色隻是一個令人刺痛的空洞，這不斷威脅著他們的道德成長。
更糟糕的是，這些自私的行為蔓延迅速。最近的蓋洛普民意調查（GalluPPOll）顯示，美國人普遍認為我們的道德狀況總體“尚可或不佳”，而且這種狀況還在惡化——77%的美國人感覺到了這一下降趨勢。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學者喬舒亞·哈勃斯塔姆（JOshuaHalbersTam）指出，無論這種看法正確與否，它都會降低人們的道德期望，導致人們對不道德行為的寬容。
例如，家長們越來越認為大家都在為各自的子女爭奪優勢，這樣的行為達到臨界點時，一些社區的行為準則就會變成隻考慮自己子女而很少顧及別人的孩子。同樣，如果做父親的常常看到其他父親幾乎不承擔養育子女的責任，他們就會認為自己的疏忽合情合理。而且，如兒童心理學家卡根所說，像安然公司這樣引人注目的醜聞中，一些個人毫無愧色地追求自身利益，這將使成人進一步認為他們的首要任務是警覺地保護自身利益，這樣做的後果相當危險。許多孩子的自私傾向也是直接受到這一臨界點（TiPPing_POinT）現象的影響。美國學校中作弊之風盛行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認為其他許多人也在作弊的觀點對遏製這一行為最具破壞性。最近一次大規模調查中，幾乎60%的學生同意以下說法：“現實世界中，成功人士可采取一切手段以獲得成功，即便他人將其視為欺騙。”
這些趨勢並非是由單一原因引發的。富有思想的學者及文化觀察員已經找到一些答案，例如很大一部分人口的財富在不斷增長，這時許多成人擺脫了社區義務與相互作用的約束。過去40年中，《獨立宣言》中所信奉的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危險地認為是有益於身心健康的文化。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美國人更感興趣的不僅是自己的內心狀況，還有自身時時刻刻的快樂，這一點在人類曆史上任何國家都無人能及。正如文化評論家菲利普·裏夫（PhiliPRieff）所說的那樣，太多的人在盤算“什麼是自己滿意的、什麼是自己不滿意的，將無利可圖的承諾視為避之唯恐不及的愚蠢行為加以琢磨”。
而扭轉這些趨勢需要各種各樣的努力。我們需要那些即便自身利益將因此受損也仍舊願意為重要原則進行呼籲的政治文化領袖。我們需要更多的大學認真對待學生的品行與理想主義。我們需要企業領導人在利益與基本道德原則相悖時放棄對前者的追求。此外，我們仍要麵對三個極其重要的挑戰，而且在應對挑戰時，所有人都必須承擔起各自的職責。
挑戰之一：提高對美國父親的期望值
政治、宗教和社區領導人以及其他許多公民必須學會對父母一些顯而易見的道德失敗做出更為持續的反應——尤其是父親角色的缺失。當然，關注那些沒有盡職的父親並非是輕視大量的單身母親，她們一樣在培養堅強並具同情心的孩子。但是如果父親拋棄了孩子，他們所樹立的道德榜樣就是逃避責任，這種行為破壞了孩子的信任，使他們失去一種極為深奧的人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