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禾古國的青銅器
青銅是紅銅與錫的合金，硬度高，便於鑄造，因顏色呈青灰色而得名。商、周時期的中原人們已熟練掌握了青銅的冶煉、鑄造技術，凡生產、生活和戰爭所需諸種器物多由青銅鑄造。商代盤庚遷殷後，隨著其政治、軍事勢力的南擴，精湛的青銅鑄造技術也傳入湖南境內。據考古發掘，湖南出土的商周青銅器，其數量之多、器形之美、花紋之精、品種之繁，在我國南方居於首位。
1938年，寧鄉黃材月山鋪出土了四羊方尊，尊高58.6厘米，重34.5公斤，是我國現存最大的商代青銅方尊。它造型雄奇，寓動於靜，喇叭狀的方形器口每邊長52.4厘米，幾乎與高度一致。由於在尊的四角巧妙地設計了4隻山羊，又使方尊顯得很平穩。方尊邊角及每一麵中心線的合範處都是長棱脊，可以掩蓋合範時對合不正的紋飾，同時也增強了造型氣勢。肩部的龍及羊的卷角采用了分鑄法，羊角是事先鑄成後配置在羊頭的陶範內，再合範澆鑄。如果沒有高超的合範冶煉技術，很難達到整器渾然一體的效果。四羊方尊集線雕、浮雕、圓雕於一體，將平麵圖像與立體浮雕、器物與動物形態有機結合，真是匠心獨運。在商代青銅器方尊中，此器形體端莊典雅，無與倫比。羊在古代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龍相對的造型展示了酒器中的至尊氣象。同時以羊為飾的盛行，也說明了當時湖南已飼養羊群。
1959年，寧鄉黃材又出土了“大禾”人麵方鼎。鼎高38.5厘米，四周裝飾人麵浮雕，造型魁偉。鼎體上有銘文“大禾”，體現了當時湖南人已開始種植小米，並在那年獲得豐收。鼎上人麵近方形，鼻梁尖削，碩大的耳部分張於兩側，扁大的嘴，突出的唇，高凸的顴骨，表情嚴肅。這與中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人像臉形和鼻子都很圓的風格迥異。
自1959年迄今，長沙地區先後出土了11件商代樂器大銅鐃，其中最重的達220.75公斤，最輕的也有50公斤。銅鐃上以虎、象等獸麵紋為主紋，並飾以雲雷紋。銅鐃體型高大厚重，鑄製精致，在當時用於軍旅、宴會和祭祀。據音樂專家測試，每個銅鐃有現代音階l－3聲，組合起來，竟能演奏現代音樂。據金相分析，其年代比湖北曾侯乙編鍾早1000餘年，且大都由純銅鑄成。象紋大鐃銅成分為98.22%，錫0.002%，鉛0.058%，錫、鉛含量甚微，使青銅器質地柔韌，宜於製作敲擊樂器。如果錫、鉛含量高，則質地堅脆，不能製作打擊樂器，卻適合製兵器和禮器等。可見當時的匠人已能通過調節錫鉛的比例，冶煉出堅韌程度不同的合金或純銅，滿足不同的需要。春秋戰國時期，湖南的青銅鑄鏡技術也很高，出土的銅鏡有羽狀形紋、竹葉紋、花瓣紋、龍風紋等40餘種紋飾，這些紋飾主要以四分法或二方連續法布局，既具實用價值又富有審美價值。
湖南商周青銅器既體現了當時鑄造工藝的水平和人們的審美意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地區的社會風習。湖南出土大量的尊、卣、鐃等祭祀禮器就體現了當時人們迷信鬼神，崇拜祖先的風習。在鑄造過程中又非常虔誠，也傾注了大量心血，使祭祀禮器成了具有極高藝術價值的珍品。商代青銅器的紋飾多獸麵、夔鳳和虎象等奇特威嚴形象，體現一種超越世間的權威觀念，尤其是那齜牙咧嘴、怒目圓睜的饕餮紋飾，更使人感受到一種猙獰恐怖的神秘力量，象征著統治者雄踞社會之上的權勢與威力。這種紋飾和堅實厚重的造型相配合，體現出一種難以言表的原始宗教理念，反映了那個“有虔秉鉞，如火烈烈”的血與火的野蠻年代。以後隨著西周末期理性、現世觀念的日漸蔓生，祭神祀祖的青銅器皿日益改變以前的猙獰麵目。到戰國時代，青銅器的風格逐漸由厚重轉向輕靈，由嚴正轉向奇巧，由深沉轉向浮淺，煊赫一時的青銅時代行將終結，湖南地區也隨之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
楚軍征湘
春秋時期，湖南地區成產金、銅、錫等礦產品和琉璃、犀皮、象齒等珍奇奢侈品，又是魚米之鄉，是北方楚人向往的寶地。春秋以前，楚國勢力弱小，尚不能南擴。隨著楚國日益強大，統治者為稱雄天下，不斷對外擴張，湖南成為楚國南征的第一站。楚國對湖南的征戰分為前後兩期。春秋時期是蠶食滲透，戰國時期是全麵征服。大約在兩周之際，楚國勢力便兵分東西兩路，進入湖南。西路自郢都（今湖北江陵）越江南下，進入洞庭湖西澧水、沅水下遊地區；東路自鄂地沿洞庭湖東岸南下，進入嶽陽地區。
楚成王奉行“北與中原結好，南則鎮夷越之亂”的外交政策，加強對南方的軍事擴張。至楚靈王時，楚在洞庭湖西北岸的統治已經穩固，先後占領了今常德、桃源和沅江下遊地區。並溯沅水而上。公元前523年，楚平王采納費無極建議，“為舟師以伐濮”，將沅水流域納入楚國版圖，並折而向東攻占了資江流域，直達湘水中遊。在這個新的版圖上，楚國設置了黔中郡。沅陵縣窯頭村出土了長500米寬200米的大型楚人城址，在城址中心有繩紋圈底罐、豆、缽、鬲等陶器和繩紋磚、瓦檔等。這可能是楚國黔中郡故城。大量考古材料表明，春秋中晚期，楚國軍隊從洞庭湖東、西兩岸沿澧水、沅水和湘江向湖南腹地推進。在西路將勢力擴張至湘西、懷化等地。1988年漵浦高低村發掘了陪葬有銅劍、矛、鏃等武器的楚墓。在東路自嶽陽溯湘江而上攻占長沙。1958年長沙南郊太子衝出土了大量春秋晚期楚人陶器遺物。長沙作為楚人擴張的戰略基地，留下了大量楚墓。1952年瀏城橋一號楚墓出土52件陶器和10件陶鬲，表明墓主可能是士大夫級人物。東西兩路楚軍在長沙會合後，繼續向南擴張。大約在春秋、戰國之際，楚人勢力到達湘江上遊和湘南地區。1953~1956年在衡陽湘江東岸蔣家山、鐵路公山、公行山和周家墳山發掘了107座春秋晚期楚墓，1973年在郴州市高山背發掘6座春秋戰國楚墓，這是迄今所見分布最南的楚墓。當時楚人在湘中的政治統治剛確立，但在湘南的地位仍不穩固。因此，湘中地區發掘出來的文物體現了楚文化和越文化的相互影響，而在湘南地區則是越文化居主導地位，楚文化局限於湘江沿岸據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