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民之利器到情感教育之利器
文學研究
作者：張冠夫
【摘要】從“三界革命”時代到新文化運動時期，梁啟超對於文學功能的認識在不斷做出調整。早期他將文學視作傳播文明和改造“國民性”的有力工具，而隨著其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他又注意到文學在傳承和發揚積極的“國民性”和“國性”中的特殊的文化功能，而這正是對其文學觀中作為主導的啟蒙向度的修正。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當梁啟超認識到情感與理性的均衡發展在現代文化中的重要性，他回歸文學的審美屬性，強調發揮文學的“情感教育”作用，這是其對文學革命中的啟蒙主義的文學功能觀的校正。目前學界對於梁啟超文學功能觀的發展線索及諸種促成因素的研究尚不充分。
【關鍵詞】梁啟超；文學功能；啟蒙；文化；情感教育
作為一個深入而完整地經曆了清末的政治改良、辛亥革命直至新文化運動，而又始終在中國曆史的現代進程中對於文學問題給予關注的思想者，梁啟超的文學觀及其發展演變無論對於顯現其個人在紛紜複雜的時代語境中的思想蹤跡，還是對於呈現與中國現代曆史進程相伴隨的思想史和文學文化史的完整麵貌都具有特殊的價值。在以“三界革命”時代為代表的早期，梁氏將文學視作進行“新民”和“改良群治”的啟蒙宣傳的利器，他因此也被視作現代文學觀念的發展史上功利化、工具化的文學觀的開創者。而到了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啟蒙主義文學觀居主導地位的1920年代，梁氏卻轉而強調發揮文學的“無所為而為”的特殊功能，即“情感教育”作用。其認識的轉變因何發生？這一轉變是突變還是有一個漸變過程？其“國民性”觀的持續調整在其中發揮了什麼作用？梁氏後期對於文學功能的最終定位與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主流話語具有怎樣的互文性？以上就是本文在梳理梁氏文學功能觀的發展脈絡時主要關注的幾個問題，而這也正是以往的研究尚未予以充分關注的幾個方麵。
一、“傳播文明”“改造國民之品質”的文學
1915年1月梁氏在《大中華》創刊號上發表了《吾今後所以報國者》，開篇即給自己此前的生涯定性：“吾二十年來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隨即他對於伴隨自己政治生涯的著述活動進行了回顧和反省。他談到自己“惟好攘臂扼腕以譚政治”的直接的“政治譚”，此外“雖非無言論，然匣劍帷燈，意固有所屬，凡歸於政治而已”以此看來，梁氏早期文學“言論”的“意”“所屬”也應是“政治”。梁氏的個人回顧，為我們理解其早期的文學觀提供了參考。
如果說梁氏早期活動是圍繞政治改良進行的，為其建構對於中國的現代政治想象提供範本的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在他看來西方近現代文明正是培植西方先進的政治觀念和製度形式的重要土壤。因而，梁氏在其政治改良的總體方案中特別強調了對於西方的現代文明和新思想的引介和傳播。而仍是受到來自西方的經驗（實則這並非本然的西方經驗，而是經過日本明治維新思想界為我所用地重新建構的西方“經驗”）的啟發，梁氏認識到文學在傳播新文明、新觀念中的重要價值。而梁氏眼中既分享著西方現代文明成果，又成為傳播新思想的利器的西方文學（實則梁氏對其認識中同樣有很多想象成分）也成為他革新中國文學的藍本。
梁氏在世紀初前後最重視的文學體裁是小說，這是因為在他看來，對於宣傳政治改良、傳播新文明、新思想而言，小說最為有力。早在戊戌變法的準備階段，梁氏即已認識到“說部書”因其使用今人俗語，讀者“反多於六經”，所以應大力提倡。就其作用而言，“上之可以借闡聖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醜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這段出自《變法通議·論幼學》（1897）的文字是梁氏在其政治改良的視野中注意到文學之“用”的開始。在梁氏於戊戌變法失敗後開始的對於“政治小說”的提倡中，他將小說，特別是“政治小說”看作是“傳播文明三利器”，即“學校”、“報紙”、“演說”之外的又一“利器”。對“政治小說”的提倡明顯來自梁氏對外來經驗的借鑒。在《譯印政治小說序》（1898）中他談到：“政治小說之體，自泰西人始也”，“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在標舉外來經驗的同時，梁氏表達了對“中土小說”的不滿，認為其“不出誨盜誨淫兩端”。梁氏明顯誇大了小說在“各國政界之日進”中的作用，而正是在這種有意無意的誇大中，以及欲以帶有較大想象成分的外來“經驗”取代本土經驗的嚐試中，體現了梁氏對於包括小說在內的文學功能的定位與其政治改良思想一樣，皆是以所謂文明、現代的西方為範本。這明顯反映出梁氏此期所受到的源自西方，又經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明治維新思想家的改造和強化的“文明論”話語體係的影響。而這一歐洲中心主義的話語體係所帶有的以政治取向統攝文化實踐的思想特征也明顯影響到梁氏對於文學與政治兩者關係的處理。梁氏在1902年11月14日出版的《新小說》第一號上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以此豎起了“小說界革命”的大旗。此文開首即強調革新小說對於“新民”的至關重要：“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以下梁氏又言及革新小說在“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風俗”、“新學藝”、“新人心”、“新人格”等諸方麵的必要性。這是對於小說在“新民”中的重要價值的高度肯定。下文中梁氏對於小說“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四種力給予細致闡發。“民”因何要“新”之？在此前梁氏已開始寫作《新民說》，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之後相隔不幾日又寫有未完篇的《新民議》，可見，“新民”是梁氏此期思想的核心。《新民議》的“敘論”中梁氏談到《新民說》的寫作動機：“餘為新民說，欲以探求我國民腐敗墮落之根原（源），而以他國所以發達進步者比較之，使國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厲自策進”。“民”之所以要“新”是因為原本“腐敗墮落”。早在此前，梁氏已接觸到同樣源自西方，又以日本為中介的“國民性”話語，其與他已接受的“文明論”知識體係結合在一起，使梁氏由此開始了對於本國國民的“劣下之根性”的批判，而“新小說”被他視為“新民”的利器，在此前已賦予政治小說等的正麵的思想啟蒙之“用”中，他又納入了以改造“國民性”為目標的批判性的啟蒙維度。
雖然梁氏提出“詩界革命”的時間早於“小說界革命”，但直到1902年3月開始陸續發表的《飲冰室詩話》，梁氏才明確地為詩歌的功能定位：“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梁氏將詩歌之“用”指向對國民進行“精神教育”，並將詩歌的“精神教育”功能具體指向“改造國民之品質”。很明顯，對於此期的梁氏而言，不管對於小說，還是詩歌，乃至散文、戲劇等，他都將其納入啟蒙的話語係統當中，雖然其功能大小有異，但性質相同。
在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之影響》中梁氏為剛剛爆發的俄國革命歡欣鼓舞，高度肯定19世紀俄國“革命文學”為此所做的思想準備。他談到：“各國政局之變遷，罔不由二三文豪引其焰而衍其瀾，俄國亦然。”“（俄國）革命運動之第一期即文學鼓吹期也”，“蓋十餘年所以孕育全俄之新理想者，惟文學最有力焉”，“俄國有耶爾貞（今譯赫爾岑）、渣尼斜威忌（今譯車爾尼雪夫斯基）諸賢，猶法國之有孟德斯鳩、盧梭、福祿特爾（今譯伏爾泰）也。”這段話明顯體現出梁氏對於文學與政治及政治革命的關係的理解，而梁氏以文學啟蒙國民的思想正是其自覺借鑒外來經驗的結果，其中以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等為代表的法國啟蒙運動是梁氏啟蒙主義文學觀的一個重要源頭。
二、作為嗣續光大“國民性”和“國性”的文學
那麼，此期梁氏除了強調文學的啟蒙之“用”而外，是否也注意到文學功能的其他方麵呢？回答無疑是肯定的，梁氏此期已注意到文學在形成全民族的文化認同中所能發揮的作用。1902年前後梁氏接觸到源自西方的民族主義理論，從而其思想中自覺的民族主義的因素逐步增強，以此他對於自己所接受的“文明論”的話語體係在高度肯定西方現代文明的同時，貶低非西方世界的固有文化的傾向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這也相應地反映在他對於“國民性”問題的認識的調整上。在對國人“劣下之根性”仍然保持批判鋒芒的同時，他也注意到“國民性”對於形成全民族的集體認同從而培植民族主義思想的重要性。梁氏特別注意到了文學在體現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激發民族主義思想中所能發揮的作用。梁氏的這一認識在1902年前後初露端倪，到1915年前後達到高潮。
在1902年2月開始陸續刊載的《新民說》的首篇《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中梁氏從“國民之文明程度”的高低對於國家“內治”的重要性立論，強調“新民”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緊接著在下一篇《釋新民之義》中梁氏即指出：“新民雲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隨後他談到：“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文學美術”在此既被作為“國民性”的體現，又是促其形成的重要因素。可以說，文學在此處發揮的是積極建構“國民性”的文化功能，而非改造“國民性”的啟蒙話語中的批判功能，這是需特別加以注意的。但此時梁氏的主要關注無疑仍在後者。隨著梁氏思想中文化民族主義成分的進一步加強，他對於“國民性”在凝聚民族，傳承民族精神和文化方麵的重要意義越發強調，相應地，他對於文學在其中所發揮的文化功能也更加重視。1915年的《〈麗韓十家文鈔〉序》中梁氏指出：“國民性何物？一國之人，千數百年來受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覺其卓然別成一合同而化之團體，以示異於他國民者是已。國民性以何道而嗣續？以何道而傳播？以何道而發揚？則文學實傳其薪火而筅其樞機”。此時，梁氏對文學功能的認識中顯然有了更多的文化因素。梁氏對於文學的文化功能的愈發關注也體現在對於“國風”、“國性”問題的認識上。1910年梁氏寫有《說國風》上、中、下三篇。上篇開篇即談到“昔先王陳詩以觀民風”，隨即提出何為“國風”：“蓋既積民以成國，則國內之民之品性、趨向、好尚、習慣，必畫然有以異於他國，若此者謂之國風。國風之善惡，則國命之興替所攸係也。”此處梁氏由先秦時代采詩以觀民風的製度入手談及“國風”，明顯含有在今天亦可通過文學觀察“國風之善惡”之意，而之所以先秦時代可以“陳詩以觀民風”，首先是因為認為詩中體現了民風，那麼同樣可以說，今天的文學是當下“國風”的體現。在下篇結尾，梁氏又聯係《詩經》中的國風及先秦采詩製度，而認為采詩的最終目的是“資以為美教化、移風俗之具”，梁氏本來是代表甫創刊的《國風報》同人表達辦刊宗旨，而其中顯露了他將文學看作是培植“國風”的有力手段的思想。